這實際上就意味著，那一張小小的身份證，其實需要公權力始終保持足夠的敬畏與謹慎。也只有這樣，才能充分體現對公民權利的真正尊重。很顯然，這種對身份證的敬畏與謹慎，應該貫穿于身份證的使用全過程。出現那么多的身份證“烏龍案”，既說明當前一些公權力對身份證使用缺乏足夠的敬畏，也說明在制度設計的層面，還需要彌合身份證使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權利斷裂空間。

不必諱言，很多公民“丟失身份證的恐懼”，或是源于單位的利益驅動，或是一些權力的責任疏忽。現在身份證復印件很容易惹來“橫禍”。比如，公民在買房、租房、登記住宿、出國旅游、辦理銀行業務、購買手機卡等等情況下，都要提供身份證復印件，然而，誰來保證這些單位或個人不會泄露甚至出賣公民的信息呢？顯然，如果法律對這些公民身份信息的使用者不能保證足夠的約束與規制，就隨時可能讓公民陷入到“丟失身份證的恐懼”之中。

對于賦有很大信息量的居民身份證，公權力本身就有義務來進行嚴格的保密。然而，目前對這些集中在身份證上的種種信息還缺乏清晰的區分，由于缺乏相關公共信息管理法的支撐，很容易造成相關信息泄露。盡管一些公民在丟失身份證后通過公共平臺來宣告作廢，但是，如何使這種聲明公告在最大程度上通過最大范圍地傳播，來使丟失的身份證不被他人利用，顯然也需要公共權力部門提供有效的支撐。此外，公權力在查處與打擊偽造、盜用身份證等違規犯罪行為方面，離投入足夠的成本，提供足夠強大的打擊力度，現在恐怕仍然有一定的距離。

如何讓公民不再掉進丟失身份證的“烏龍案”之中，不再陷入“丟失身份證的恐懼”之中，這本身也是公權力能否真正服務于民，能否真正還權于民的一道考題。也只有政府與權力部門提供充分的權利救濟與司法救濟，公民才能真正免于“丟失身份證的恐懼”。

（作者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