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暴力維穩的代價是什么？是為自己制造對立面，甚至“敵人”。除此外，我覺得更應重視的是，暴力維穩會膨脹暴力內在的“惡”，從而使得施暴者本人成為危險之源。還是以安元鼎為例，自古綠林的一個規矩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似乎不太問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但即使按這一“傳統”來衡量，安元鼎也是不“及格”的。因為地方政府委托其關押、押送進京訪民，不大可能明確提出要它對訪民施暴，因此，安元鼎“黑監獄”中的種種暴力行徑，應該多半是由其自行“發揮”和“創造”的。此外，安元鼎之“惡”還表現在：為了多賺到傭金，不惜用騙術騙取訪民的信任，把他們交給地方政府；以及主動出擊，四處撒網，拉關系搞腐敗，把地方政府的維穩需要變成自己的一樁大買賣。

在這里，安元鼎本身成了“罪惡”的根源或一部分，我們可以合理想像，當安元鼎們充當社會維穩的基本力量時，一旦它嘗到了本屬于政府的權力的甜頭，誰敢保證它不會像政府一樣，濫用權力，甚至異化成一個黑社會組織？而對于一個掌控著3000名訓練有素的保安的公司來說，假如它黑社會化，其給社會帶來的災難還用說嗎？

所以，安元鼎“黑監獄”這個活“樣本”告訴我們，要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和問題，不制約權力和暴力本身是不行的。如果以為借助暴力甚至黑社會就能維護社會的穩定，少找政府一點麻煩，這不過是一種阿Q式思維。因為這樣的穩定即使能夠維持于一時，也不過是在把矛盾往后推，并沒有解決問題，相反，到時可能爆發得更厲害，激起社會更大的暴力對抗。（鄧聿文 學習時報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