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對方舟子和方玄昌遇襲案開庭審理，并當庭宣判。5名被告人被指控的“尋釁滋事罪”全部被認定，肖傳國和戴建湘均被判處拘役5個半月，許立春被判處拘役4個月，龍光興被判處拘役3個月，康擁軍被判處拘役一個半月。對此判決結果，相關受害人均表示不滿，將請求檢察院抗訴。

用方舟子的話來說，肖傳國案是閃電開庭。當然，他猜中開頭，沒猜中當庭宣判，方說他都來不及準備。

按照刑事訴訟法，方舟子作為受害人是有權請律師出庭，代表自己的利益，這種地位是獨立于公訴人的。因此，方舟子也有權請律師收集證據，在法庭提出自己的意見，方舟子的意見已經很清楚了，肖傳國雇傭對他和方玄昌是故意殺人（未遂）的行為，而不是檢方之前起訴、昨日一審法院判決認定的尋釁滋事罪。

說實話，方舟子所說的故意殺人雖然還可以商榷，但是，卻比檢方提出的尋釁滋事更靠譜些。尋釁滋事罪的前身是流氓罪，這個流氓罪以前是號稱幾大口袋罪之一，另外一個就是非法經營罪（前身是投機倒把罪）。97刑法雖然名義上去掉了流氓罪肉身，但是，流氓罪的魂魄還在。但是，口袋再大，似乎也不適合肖傳國案，畢竟尋釁滋事的直接破壞對象是正常的社會秩序，其主觀動機是耍威風，找刺激，而不是如肖傳國案那樣，清晰地是要傷害（或者殺害）方舟子等。這樣有私仇，圖報復，精心籌劃，蓄意實施的行為，定尋釁滋事，是難以服肖傳國等嫌犯，也難以讓方舟子服帖，更無法堵天下悠悠之口。

那么為什么一定要拉一個八竿子都打不著的尋釁滋事罪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沒有口供，肖傳國及其同犯自己沒有說要殺害方舟子，如此，如果依照故意傷害罪起訴，方舟子和方玄昌兩者都沒有構成輕傷，而故意傷害罪一般來說，是結果犯，沒有未遂的。意味著肖傳國要無罪釋放，對于領導批示的大要案，破了案，最后卻只是治安拘留，顯然讓辦案人員不滿意。于是，以傷害（殺人）嫌犯肖傳國變身為“流氓犯”（舊）就出爐了。

筆者認為，這本案中其實仍有合法路線可走。檢方完全可以以故意殺人罪起訴，雖然，沒有故意殺人的口供，但是，根據作案細節，兇手使用的兇器，下手的力度，對準腦袋等案件細節，起訴故意殺人是足夠的，畢竟，檢方起訴的要求低于定案要求。說實話，除肖傳國外，其余兩位兇手都是有前科的，不排除之前已經串供過，或者高人指點過，要他們口中說出想要兩被害人項上人頭，可能性不大。我國刑訴法規定，沒有被告人口供，只要有足夠證據，一樣可以定罪。這樣起訴，算是給方舟子等受害人、嫌疑犯肖傳國一個公道，更關鍵的是，給法律一個公道。

其實，根據我國獨特的刑訴法，檢方起訴甲罪，法院可以直接判乙罪成立。因此，一審法院本可以在最后一關把關。如果法院認為故意殺人（未遂）成立，可以判處此罪，如果認為不成立，也可以無罪釋放。不能因為肖傳國案影響大，而草率找個罪名把案子結了。可惜的是，在領導批示的流水線中，程序員（法官）顯然只想完成任務收工，而不是執法必嚴。

越是影響重大的案件，越需要公正執行法律，哪怕執法結果是肖傳國無罪，如果認為這種結果不公平，只能事后通過全國人大修改法律，而不是將現行法律扭曲執行，破了罪刑法定原則。如果今天可以曲解法律判肖傳國，明天就可以曲解法律判任何人。尊重法律的文化，往往在這種關鍵案件中需要得到堅守，這種堅守也會讓公眾知道，什么是法治。

肖傳國教授作為院士候選人，對于一個只是批評報道自己學術問題的人，動輒下狠手，情節固然惡劣，然而，比這更惡劣的是，扭曲法律去實現懲罰目的，這種“兇器“，比肖傳國雇兇所用的羊角榔頭的危害性，可要嚴重得多。

好在，還有二審，希望二審法院能守住最后一道關，而不是完成最后一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