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調控重拳對高檔樓盤而言可謂“鞭長莫及”。就在“滬十二條”出臺后的首個周末，均價高達5萬元的閔行“上海星河灣花園”項目高調開盤，其中最高單價甚至突破每平方米7萬元。在開盤首日，星河灣花園有半數房源簽訂了定金合同。而面對近期再度趨嚴的房貸政策，大多數購房者坦言將一次性全款購房，因此根本就無需擔憂政策的調整。

在普通商品房因第三波調控而陷入沉寂之時，高檔樓盤的銷售現場卻火爆異常，這已經不僅是房地產行業自身的異相，而是國內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問題在樓市的體現。由此導致以貸款口徑、稅收杠桿為抓手的既有樓市調控舉措，根本無法匹敵富豪們的財富胃口。房產調控政策的失靈表明，財產分配的公平性其實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真正瓶頸，包括遺產稅開征、保障制度完善等在內的財富分配“削峰填谷”之舉當盡早浮出水面。否則，不僅貧富差距還將進一步拉大，調控政策“無可作為”的問題也將會更加劇烈。

當多數工薪家庭為購房首付款而犯愁之時，富豪新貴們則以一次性結清數千萬元的房款作為財富和身份的象征。但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可以有效地規避現有調控政策的“束縛”。一方面，一次性付清房款意味著這批購房者不必受首付比例提高、利率上浮等貸款條件限制；另一方面，樓市中的全額付款可以靈活地以他人的名義購房，為規避政策監管以及房產稅新政預留了空間。

由此，當樓市新政擲地有聲甚至波及到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時候，富豪們大規模買房的投資途徑卻并未被封堵。社會分配的差距在樓市的進退之間，財富聚集程度卻是進一步被拉開，這一態勢給社會維穩、經濟發展質量埋下了隱患。事實上，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拉美國家也曾因致力于經濟增長速度而忽視了收入分配公平，由于后續補救措施一直沒有跟進，以至于“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問題積重難返。事實表明，單純的經濟指標的提升并不能夠消除貧困、失業率高等現象，反而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從當前中國富人的財富支配特征看，為房產、奢侈品等自身消費可以一擲千金、毫不吝惜；然而，對于巴菲特等國際巨富的慈善晚宴卻鮮有積極回應，對捐贈的認識更多地停留在“作秀”層面。兩者之間的鮮明反差表明，中國富豪們尚未在精神層面成為真正的“貴族”。當然，我們并不贊同“仇富”心理的滋生，但是財富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卻必須引起調控部門的高度關注。就此而言，包括社會意識引導、財務杠桿調節等工作已箭在弦上。

不可否認，在慈善事業方面，歐美富豪們樂善好施的心態讓中國富人們望塵莫及，其背后是發達國家文化制度指引、稅收調節綜合作用的結果。在西方國家流傳著一句諺語，“人富貴而死，死得可恥。”而且，西方人對“傳承香火”的態度也比較淡然。與此同時，稅收政策已經成為社會財富再分配的“調節器”。例如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奧巴馬計劃將個人所得稅的兩個最高稅率區間提高到36%和39.6%，收入25萬美元及以上的家庭，資本利得和股息稅稅率將從15%提高到20%。在美國，遺產稅稅率高達50%，如果一個企業向社會捐出善款，且善款數額超過應繳稅收的10%，那么該企業就可享受減免10%稅款的優惠。有鑒于此，美國富豪選擇慈善事業，既能博得美名，還可能因相關善行而獲得稅收減免的實惠，可謂一樁“劃算”的買賣。恰因此，如何讓中國富人們在享受到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之后，真正向社會“反哺”已成為當下的宏觀調控重點所在。

相關數據顯示，中國的富人約占總人口的20%，但是他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還不到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的10%，而普通的工薪階層則貢獻了70%的個稅。其間，富人們灰色收入大量存在，成為其逃避納稅義務的方式，也是引發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其實，稅收是一種社會強制的捐款行為，我國亟待建立一套針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監管制度。當前，國內遺產稅付之闕如，社會財富分配“馬太效應”難以得到控制，對縮小貧富差距毫不裨益。此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制度保障水平，也應成為主管部門當前的工作重點。只有社會“穩定器”全面發揮績效，才可能撫平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不穩定矛盾。

樓市是社會問題的集中縮影，高檔樓盤逆市熱銷，發出強烈的貧富差距擴大預警信號。就此而言，包括完善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在內的改革舉措，將能有效地提高我國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房地產市場需求也才能夠逐步恢復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