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3年前，小陳和阿玲（化名）在福州按揭買下一套二手房結婚，小日子過得雖然緊巴巴的，但是甜蜜。婚后，小陳一直不敢告訴自己爸媽阿玲在婚前就與自己“協議”不生孩子。今年年初，小陳爸媽催著兒子快生孩子，小陳妥協了，也回頭勸老婆生孩子，把阿玲氣壞了。(10月18日東南網)

阿玲不愿生孩子，既與丈夫的月收入不高，不能給孩子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有關，也與自己對未來沒有信心和精力做母親有關。因為剛做了“房奴”，接著生孩子而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成“孩奴”，這不等于是生活在新的“奴隸社會”里？

表面上看，不愿生孩子有理有據，實則暴露出了年輕人抗壓心理疲軟。一旦當她們的理想生活與現實發生碰撞時，為了理想的生活，不得不放棄其他。因為在她們看來，時下，社會生存壓力過大，生育成本過高，正如坊間所說的那樣：“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一萬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藥費利潤十倍起……”在此背景下，誰愿意制造“窮三代”？不能說無理無據，但與父輩們在物質生活貧乏的年代里還樂于生孩子相比，其根源還在于一個觀念問題。除了她們對生活的追求不同于父輩以外，主要是受奧斯卡·劉易斯的“貧困文化理論”的影響，對現實有一種“屈從感”，不敢面對未來，害怕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殊不知，物質不是幸福的唯一標志，絕不能把窮富作為是否要孩子的唯一標準。不管窮富與否，生兒育女是育齡夫婦應盡的家庭義務和社會責任。對家庭來說，孩子是維系家庭幸福的紐帶，是傳宗接代的需要；對國家而言，孩子是傳承未來，是人類社會的希望所在。

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時下的80后從小生活在物質相對富裕的時代里，如果要她們因生孩子而為孩子的撫養費、生活費和教育費憂心忡忡、郁郁寡歡，那豈不是“重蹈古轍”？何況，時下，世人都在追求房子、車子、票子，更有一些80后是“嫁人要嫁有錢人”、“寧做二奶不嫁窮人，誰愿意生孩子給自己增負？可見，不愿意生孩子，不僅是個家庭問題，更是個社會問題。我們不能過分糾結于80后該不該生孩子，更不能責怪80后不愿意生孩子。有鑒于此，竊以為，應該從審視社會不公不平和社會保障缺位的現象中尋找解決問題的切入點。如果能加強公共福利改革，理順有關民生的利益分配機制，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誰還會為不愿生孩子而過度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