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舉行的深圳大學人事制度改革聘任儀式上，349名教授等正高級職稱人員從深圳大學校長章必功手中接過聘任書，標志著醞釀多年的深圳大學人事制度改革正式實施，實行全員聘任制，逐步去除官本位，并探索教師退出機制。（10月25日《南方日報》）

打破了教師“鐵飯碗”，實行全員聘任制，光從字面上看來，確實是不錯的變革。然而，在當中國前這種高校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大氣候里，我們仍然不能對深大的從事制度改革寄予過高的希望——很可能，這一改革根本起不到預期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強化深大原有人事制度的弊端，更加不利于深大的良性發展。

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無非就是激勵機制的變革，即獎勵某種人或某種行為，同時懲罰某種人或某種行為。雖然從新聞中，我們看不到改革的具體細則，但也可見出，其大體原則無非就是“人員去留將與教師的教學、科研成果及服務學生等情況掛鉤”。那么，教師的教學、科研成果及服務學生等情況是由誰來考核？依照什么程序來考核？用什么標準來考核？有些教師巧舌如簧，擅長忽悠學生，其實卻“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充其量不過就是一個能說會道的草包，但他或她在學生中的口碑照樣會不錯，而且可以通過用錢買版面發論文的慣例通過所謂的科研成果考核這一關，這種教師應該去呢，還是應該留呢？有些教師科研水平很強，而口才卻欠佳，或所講內容太深奧，故不討學生喜歡，更有甚者，還不屑于為了完成科研任務匆匆忙忙地寫論文或花錢去發論文——總之，水平很高，卻在教學、科研成果與服務學生這三個方面都不達標。如：叔本華在柏林大學當老師時，聽他課的學生屈指可數，最后一個不剩；周作人在北大上課時，幾乎是對著講義念的。像叔本華與周作人這種教師，應該去呢，還是應該留呢？按照深大人事制度改革后的標準，似乎應該留下雖達標卻是草包的前者，淘汰雖不達標卻是大師級學者的后者。由此可見，深大的人事制度改革似乎并沒有起到應有的擇優汰劣的效果。

此外，教學、科研成果及服務學生似乎針對的都是任課的教師，學校還有那么多行政后勤人員，對于他們，到底怎么考核？中國的大學一般都很臃腫，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行政后勤人員太多，以至于人浮于事。應該怎樣精減高校的行政后勤人員，建立相應的退出機制，讓他們為高校師生提供更優質高效的服務，其迫切性似乎并不下于針對教師的擇優汰劣。更重要的是，就算普通教師與普通行政后勤人員都搞了聘任制，校級領導呢？也搞聘任制嗎？如果搞，由誰來聘任？怎么聘任？何況，聘任制也并不就等于所謂的“去除官本位”，如果校級領導仍然由上面定，校級領導或中層領導與普通教師之間沒有合理的制衡機制，所謂的“去行政化”無非就是一句空話——在這種情況下，聘任制很有可能成為領導層加強對普通教師的控制和霸權的強有力的工具。

《周易·系辭下》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某種體制走到山窮水盡，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時，變是必然的。然而，未必所有的變革都是卓有成效的——尤其在中國，大多數改革其實只不過是換湯不換藥或為改革而改革的瞎胡鬧罷了，因為這些改革者們往往要么是借改革之名而行謀取個人或部門私利之實，要么連自己在做什么都搞不清楚，對于改革的后果更沒有清晰的認識。

海涅云，“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深大的人事制度改革到底收獲的將是什么，我們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