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記者節如期而至，之于新聞工作者，這是普通又不尋常的一天。同樣奔波、忙碌，卻能以自身職業節日的名義，分享榮耀、溫習信仰。可回望這些年，記者的職業處境并不風光，追尋新聞、瞭望社會，理想看似簡單，腳步卻顯艱難。社會權力的傲慢與偏見，輿論監督的脆弱和易碎，讓“無冕之王”的無上榮光略顯暗淡。

在分析節日的意義時，美國民俗學家阿蘭·鄧迪斯曾這么說：日常生活中，時間線性流逝，而節日就像這條直線上的刻度，有了度量，才有意義。作為全體新聞工作者的節日，記者節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記者自身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還在于引導社會關注這一群體的健康狀況、生存處境、權益保障，以及媒體行業的生態環境、輿論監督的現實問題。

應該承認，隨著社會發展、時代進步，記者和媒體的生存環境有了很大的改觀，輿論監督在網絡新媒體異軍突起的大背景下也凸顯力量。在一場場新聞戰爭中，在關乎公共利益的一系列事件，特別是網絡群體性事件中，我們很欣慰地看到，媒體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正面角色，記者與網民的良性互動也受到好評。

從“周久耕事件”到“煙草局長日記”，從“富二代飆車撞人案”到“李剛門”，從“躲貓貓”到“樓脆脆”，從“毒奶粉”到“地溝油”，從“唐福珍事件”到“宜黃拆遷自焚”，媒體報道和網絡監督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貪官接二連三落馬，各種丑聞浮出水面，諸多公共利益得以回歸本位，這些成績的取得，因為媒體責任和記者良知而更顯珍貴。

要知道，即使現在，拒絕、蔑視輿論監督的現象還屢見不鮮，記者被打、被通緝事件也時有發生。在“替誰說話”的質疑中，在“省委黨報是小報”的叫囂中，在“郵局封殺黨報”的手段中，在“全國網上通緝”的號令中，在“公司員工沖擊報社”的行動中，媒體記者的知情權、采訪權、發表權、批評權和監督權顯得那么蒼白無力。

著名報人普利策說：“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媒體和記者代表著公共責任和社會良知，在法律框架內就應該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自由空間，才能充分發揮出監測和預警功能。反觀現實，媒體監督屢屢遭遇拒絕甚至報復，權力對輿論缺乏基本的尊重和敬畏。這個記者節，只希望這種尷尬不要延續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