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社會底層的農民工，“農民工”身份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歧視性安排，還限制了他們的就業空間、居住空間和權益空間。國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鄉鎮企業高出不少。國企壟斷資源包括對銀行貸款、證券融資機會的壟斷，最終抑制民企空間，壓縮民企能提供的就業機會，一旦就業機會被壓低，工人的勞動收入就不會有更好的增長空間，農民工的就業空間就最少，薪水談判地位就最低。

前不久我跟一些學者討論自由工會權利和罷工權利的話題，他們說富士康提供的條件、工資收入比其他外資制造企業或是民企還是好很多。這是必須要承認，同時也要表揚的事實。但我要說的是，不要脫離開整個社會背景來看問題。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這些農民工，局部來看，他們如果不喜歡可以辭職離開。在微觀層面，市場交易的成分是非常強，自由契約的性質也明顯。但如果放在整個社會環境看，為什么有這么多農民工?為什么這些農民工的談判地位這么低?就是因為他們是農村戶口，不能像城里人那樣去競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業企業中做選擇。只有將城鄉差別進一步減小，他們才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他們的談判地位才會更高，總體待遇才能提高。

1995年時國企職工的人均報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后，隨著“國進民退”程度上升，國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樣水平在增長。但集體企業、集體單位的人均收入維持在人均GDP的0.8倍。到現在，國企職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體企業人均收入的2倍，這個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國企就業崗位的溢價。

由于城鎮戶口制度、身份的差別，即使所在行業一樣，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經濟的不自由、遷徙的不自由，所帶來的就業、創業空間的區分，使農民工跟富士康等企業談判、議價時所處的地位非常不一樣，讓農民工沒有其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