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體電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顆子彈在飛

槍已經響了，火車里面的官老爺還在縱酒歡歌無知無識──因為子彈還要飛一會兒。這樣一種看起來不過是逗趣的場景，卻可以激發觀眾狂熱的想象：子彈已經在天空中飛，狂歡的時刻隨時可能降臨。孤膽英雄與土豪惡霸、官商勾結與資本強權、功利主義的群氓政治與理性主義的斗智斗勇……一部兩個多小時的電影，似乎容納了從1789年到今天這個所謂“漫長的20世紀”的所有關鍵詞。

與此同時，血腥的殺人場景、撩人的肉感畫面、偵探片的重重懸念以及故作高深的藝術片的啟蒙對話，這部電影又調用了眾多商業電影的敘事元素，絢爛的色彩、夸張的鏡頭、令人捧腹大笑的臺詞、詭譎多變的故事……這些傻樂主義時代常見的電影誘惑手段，卻可以在這部電影中顯示出超乎尋常的視覺征服力。

顯然，《讓子彈飛》創造了中國電影商業化之后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型電影：寓言體電影。通過荒誕的表演、搞笑的場景和懸疑的情節，顯示對當下社會政治現實的理解和觀察，乃是這種電影的敘事魅力所在。

一直以來，導演們總是為了自己的電影進行一種“票房辯護”，言下之意就是“我也想搞藝術，而且，一定搞得很棒；但是，觀眾不喜歡啊，沒有票房啊，沒有投資啊”，似乎商業片的價值內涵只能是《大笑江湖》的傻樂或者《山楂樹之戀》的矯情。趙本山雄赳赳氣昂昂的“收視率第一就下跪”的言論，似乎讓那些批評娛樂文化的人們只能大眼瞪小眼無言以對。

《讓子彈飛》卻可以舉重若輕地把社會批判和反思的內涵與商業娛樂的舉措融為一體，可以在每個情節的背后，激活觀眾的現實聯想和社會體驗。豪紳黃四郎與“土匪”張麻子坐在椅子上，淡淡地看著群情涌動的人們急急惶惶搬動黃家的東西；黃四郎不能理解張麻子冒險鼓動人們進行這場革命的目的：到底為了殺自己報仇還是為了自己的錢呢？他問張麻子，“我”和“錢”，哪一個對你重要？張麻子告訴他：“沒有你，對我很重要”。顯然，姜文身上的烏托邦沖動造就了這部電影隱藏的寓意：消除流氓化資本逐利的霸權，恢復平民平等的社會秩序；與此同時，姜文又在電影中顯示了他一直以來自以為是的、精英主義的高高在上——普通的百姓就是“誰贏就幫誰”，是一群受利益驅動的烏合之眾，所以，他可以昂首挺胸地把“替身”毫不猶豫地砍死。

在這里，我們看到，《讓子彈飛》的意義，不能夠從電影本身構造的故事中來解釋和理解，而是必須回到每個人生活的現場去想象和闡釋。這正是寓言體電影，甚至是一切寓言性的藝術作品的典型特點：無論怎樣的荒誕不經或者離經叛道，只要回到現實社會的生活境遇中，就立刻變成了可以讀解的、童話一樣清澈的故事。

從這個角度說，《讓子彈飛》這部電影的成功，恰好在于它離奇的故事背后，隱含著對現代中國各種社會矛盾和焦慮的展示的欲望和化解的沖動。不妨把問題反過來去追問：如果沒有嚴重的貧富分化、如果沒有流氓化的資本機制、如果沒有普通人生存的無權和焦慮，如果沒有秩序嚴格循規蹈矩的現代生活，如何能有姜文這部電影所能激活的那種五顏六色的“政治想象”。作家方舟子這樣戲謔《讓子彈飛》：“姜的牛逼之處，在于這片美國粉見華盛頓，改良派見改良，革命派見革命，民粹們見民粹，屁民見救世主……各派都喜聞樂見覺得替自己說了話。”

不妨說，現實社會的焦慮和壓力，養育了人們用一種寓言的方式編織故事的可能性；反過來，也是置身于各種矛盾和煩惱中的草民們，才能在一部搞笑的電影里面激活自己如此豐富的政治幻想和闡釋熱情。

正因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部《讓子彈飛》會帶給人們如此痛快淋漓的觀賞歡樂：通過一種“暴力快感”的敘事，帶給觀眾抵抗現實和顛覆秩序的隱秘快慰。在電影中，姜文（張麻子）把槍狠狠地拍在桌子上，說：“我就是要用這個家伙站著把錢掙了。”于是，干干凈凈地消滅、酣暢淋漓地行動、迷茫中果斷地處置、崇高而冷靜地革命煽動……《讓子彈飛》這部電影的題目，已經在暗喻了它所提供的幾種美學快感類型：沒有什么比暴力的戲謔性展示更能讓觀眾滿足的了；與此同時，電影還給這種暴力披上了一件合乎道德訴求和現實欲望的外衣：消除貧富的差別、恢復公平的世界。

簡單地說，一部寓言體電影的成功背后，是對現實問題進行娛樂化的奇妙編碼。《讓子彈飛》的成功也就可以理解為，電影讓平庸而又積聚著不滿的“草民”，想象性地陷入到暴力狂歡和純凈的烏托邦情緒之中。

有趣的是，《讓子彈飛》是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的成功運作，開拓了寓言體電影的典型形態。但是，卻也正是在這里，這部電影無意中暴露了現代中國社會的文化裂痕，而娛樂已經成為可以想象性地縫合這種裂痕的形式。從這個角度來說，《讓子彈飛》不止是中國社會矛盾的寓言，其成功本身又構成了中國娛樂文化狀況的寓言：用娛樂來激活現實闡釋的熱情，用快樂來代替現實反思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讓子彈飛》在提供人們熱情談論政治和社會命題的時候，就把人們圍困在娛樂的堡壘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