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以來，“官二代”、“富二代”，以及與之對應的“窮二代”等刺眼的詞匯，頻繁出現在媒體上，刺激著這個社會本來就敏感的神經，讓社會各群體間的緊張日趨嚴重。

如果說20世紀之前的中國社會有什么優點的，那其中必有一條：平等。自戰國時代起，封建的等級制就被打破，代之以國民在王權之下的普遍的平等。當然，在權力不受有效限制的時候，權力本身就會制造出不平等，這就是官民之不平等。不過，古代社會明智的治國者都會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可能出現的身份固化。也因此，總體上，古代中國的治世一般保持著較高的流動性。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并不是神話，而是廣泛存在的社會現實。

奇怪的是，自20世紀中葉以來，盡管意識形態突出平等的價值，但人與人的不平等卻被空前地法律化，其中就包括今天人們所看到的社會結構固化的主要原因：戶籍的城鄉分割制度。

按照上世紀50年代建立起來的戶籍制度，任何人在地域上都是不可自由流動的，農民不可能自由流入城鎮。這一制度制造了大規模的身份固化，這就是農民和農民工目前所面臨的困境。農民從一生下來，與城鎮人口相比，幾乎注定了將是“窮二代”。

農民工亦然。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民確實可以流入城鎮了。但他們只是作為勞動力，而不是作為完整的人流動的。因此，流入城鎮后，他們并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利，更不能享有市民權。權利的匱乏導致農民流入城鎮，必然處于社會最底層。而且，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的可能。從一生下來，他們幾乎就被注定了將是“窮二代”。

官民身份也在進行內部再生產。這種再生產的制度根源仍然在于身份制。在中國，干部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身份。干部職位終身制雖然在上世紀80年代被廢除了，但干部身份終身制并未被廢除。一個人一旦擔任官員，就將終身享有官員身份及相應的福利待遇。

而另一方面，中國現在的官員很難說是公務員。他們不像其他國家的公務員那樣，按部就班地處理政府公務，向民眾提供公共服務。在中國，公務員與政務官員之間沒有任何區隔，更由于政府權力未受到有效限制和約束，一些公務員都享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一些官員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福利，可以濫用權力尋租，可以授予自己家人以豁免法律追究及參與商業活動的特權。

這樣的權力之含金量異乎尋常的高。一些官員們不僅自己貪戀權力，也通過各種途徑實現權力的世襲。“接班”這個概念已經賦予這種做法以一定正當性，而憑借著不受限制的權力，一些官員也可以輕易讓自己的子女進入權力機構。那些高喊著“我爸是李剛”的人，最終將會變成李剛。權力含金量越高，權力世襲就會越明顯，而那些缺乏這種背景的人則會發現，進入權力機構的機會日趨減少。

在中國，窮富地位也在極少數人群內部自我循環，而這樣的自我循環同樣是權力深度介入商業過程的結果。人們可以合理地假定，具備企業家才能的人，在人口中的分布是相當均勻的，那些中等以下人家的子弟，完全可以憑借著自己特出的企業家精神，抓住珍貴的機會拓展出空間。古人所謂“富不過三代”，就是對這一自然趨勢的生動描述。但是，一旦權力充斥商業過程，企業家精神也就無用武之地，貧窮人家子弟也就難以僅僅憑借天賦改變自己的命運。

由此可以看出，當下中國社會結構之固化，完全是政府權力未受有效控制、約束的產物。要打破官民、貧富地位的再生產循環，打破社會結構固化，就必須通過制度變革，讓權力受到有效控制、約束。

然則，變革的動力何在？那些被剝奪了機會的無權者、貧困者的抗爭，當然會把社會推到不得不變革的地步。今天的中國，其實有邁入這種狀態的嚴重危險。那些喪失了希望的人們，已經通過各種方式發出了抗議。但是，良性的重大變革似乎并沒有明顯發生。

這樣的變革之發生，還需要另外一個因素，那就是已經處于官、富地位的既得利益者的明智。這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但是，明智之所以被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家視為最高的美德之一，大約也就是因為它是難得的，而對于一個社會的優良治理秩序之構造和維系而言，它又是必不可少的。

對于既得利益者——或者換一個更好聽的詞，對于精英來說，所謂明智就意味著，當自己享受著利益的時候，不會放縱欲望——明智本身就意味著節制。這樣的節制會減輕那些處于底層的人的嫉妒和憤怒。

更進一步，明智還意味著承擔責任——不是對底層承擔責任，而是首先對自己。再無限的權力，再豐裕的財富，在底層的憤怒失去控制的時候，都是十分脆弱的。中國歷史上就出現過多次玉石俱焚的結局。而要避免這樣的結局，精英就必須在享受權力和財富的時候節制一些，對底層承擔一定責任，包括把一些機會讓給底層，讓他們看到希望。

希望是一個社會保持其秩序的終極依據。一個社會，如果相當數量的人，尤其是年輕人，也就是二代們，因為系統的歧視性制度，因為權力對所有機會的壟斷，而看不到希望乃至于絕望，則這個社會的治理秩序也就陷入難以自拔的危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