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第一個問題，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即要。而這個要重估要取舍又分兩種情形：對于學者和研究者來說，研究就是重新認識、重新闡釋即重估和取舍的過程，什么原典都可以是研究對象；對于價值觀在形成過程之中，學習科目也比私塾時代多了自然科學、外語、體音美等的學生來說，教材就先要經過取舍。王曉漁先生最近撰文表示，將傳授敵國間行“詭道”的《孫子兵法》和詐術的《三十六計》列入“兒童經典誦讀叢書”、“中華傳統蒙學精華”、“小學生國學讀本”等傳統文化學習教材，“更像恐怖主義培訓教材”，而對沿襲戰國以來敵我思維當道致令春秋時期更接近今日普世價值的《司馬法》湮沒無聞的做法，深感遺憾。他的說法也許情緒化一些，但不無道理。接下來，即便是《三字經》、《弟子規》這些可以入選的蒙學經典，也有一個“取”和“去”的問題，因為畢竟時移世易，當代人的價值觀要更新，這些經典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比如說對家長虐待兒童，不可能再要求做子女的“號泣隨，撻無怨”吧？

由誰來重估和取舍呢？秋風兄對此已有較為充分的論述，我同意他的意見，這個取舍權不能交給官員。不論是教育官員還是文化出版官員，誰也沒有資格來決定什么是精華什么是糟粕，要謹防“取”、“去”背后“權力的致命自負”。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上世紀50年代，掌權者提出對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似乎對傳統是“一分為二”的；可是，到了60年代“文革”中，口號就變成了“破四舊”和“(與傳統觀念實行)決裂”。“權力的自負”是沒有定準和邊界的，一切取決于他們個人的判斷和政治需要，不可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