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負水平已然成為新年的焦點話題。2005年大學畢業的女生呂某，近期在網上展示了她的工資單：每月工資收入大約9000元，收入水平不能算低，但是除去個人需要繳納的三險一金和個人所得稅后，拿到手僅為6600多元。對比升斗小民的憂慮，從宏觀總量觀察，國家稅務總局的數據顯示，2010年完成稅收收入77390億元，較2009年上漲約22.6%，遠遠高于GDP的增幅。

近年來，經濟強勁增長所帶來的財富更多向國家累積，稅收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分配作用。其結果是，“國富”在增強政府統籌投資實力的同時，卻讓“民強”無從體現，并成為掣肘經濟未來發展的重要短板。當前，在發達國家紛紛以減稅提振經濟的語境下，國內亟待大力減稅，為消費內需切實松綁。盡管財政部日前表示，繼續實行結構性減稅是2011年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但基于慣性政策思維和稅制管理弊病，結構性減稅難免會變形，甚至存在成為結構性加稅的風險。

關于中國民眾的稅負水平高低，學界不乏爭議，但是一個個現實的個案表明，至少國民稅負水平絕不能算低了。一般來說，民眾對稅收的評判更多聚集于“個稅”，因為他們通過工資單上對每月扣繳的個稅一目了然。恰因此，坊間針對提高個稅起征點、減少稅級等呼聲不斷，也推進了個稅征收制度的改進，包括適當降低中低收入者稅收負擔、推進合并應稅所得項目、適當調整稅率級次；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改善征管條件等內容均被列入上報的改革方案中。然而，更多的稅種對于公民來說卻是“隱蔽”的，事實上，在我國稅制體系中，以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為主的流轉稅占比在45%以上。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在超市和商店的收銀條上清晰列明消費稅等流轉稅迥異，國內商品的價內稅往往會讓消費者在不知不覺中買單。例如，在商場購一套500元的衣服，其中就涵蓋了17%的增值稅和13%的營業稅；40元一張的電影票含營業稅12元，三口之家看場電影繳稅就達到了36元；每斤2元的食鹽中，就有0.29元的增值稅和0.03元的城建稅，而多數公眾對此卻并不知情。

新年伊始，財政部提出的減稅方向，固然讓聞者欣喜，但該部門對稅收的強大話語權卻難免滋生隱憂。在實踐操作中，政府部門手握稅收決策的重權，必然會導致稅收制度監督績效的弱化。社科院財貿所的一項新近研究，在政府財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費用的支出比重高達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國為4.19%。一直以來，公款消費、公車濫用等問題屢禁不止，納稅人的權益受到嚴重侵蝕。其間，預算制度約束力弱化成為重要原因。最為典型的就是燃油稅，2008年，有關部門繞過相應的程序，將燃油稅加在原有的消費稅上，使得燃油稅在沒有經過立法討論的情況下開征。同樣道理，近期房產稅、環保稅、資源稅等新稅種也都在推進之中，如果缺乏相應的約束機制，根本無法保證結構性減稅演變為結構性加稅了。

這樣的擔心的確非常自然，稅收制度只有廣納民意，并接受權利機構的嚴格監管，才可能真正體現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意。孟子云“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梢?，以低稅政策激增民間造血活力，進而通過民富帶動國力強大的治國之道古已有之。我們可以理解面對金融危機壓力，財政擴張政策會壓制減稅措施，但是綜覽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的應對舉措，大都以減稅為主，美國總統奧巴馬政府也祭出了對中產階級和企業的一系列重大減稅方案。然而，我國財政政策卻更加青睞于以財政支出帶動經濟快速走出危機陰霾的思路。從以往投資路徑看，征繳上來的大規模稅費更多被用來建設鐵路、公路及基礎設施等大型項目，政府部門試圖以這些公共投資帶動社會就業與消費。但放眼長遠，當前如火如荼的工程投資極有可能在未來遭遇沒有現實消費支撐的尷尬。不可否認，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的稅收比例更高，物價也不便宜，而這些稅收大多都投到醫療、教育、住房等社會保障設施，老百姓因沒有后顧之憂而敢于消費。相形之下，中國的老百姓卻不得不為這些保障性消費節衣縮食，以至于預備不時之需，捂緊錢袋子已然成為了一種習慣。金融危機后期，財政政策必須要及時修正，從擴張政府投資轉為減稅于民，如果這一政策轉變遲遲不去推進，不僅無助于經濟發展方式優化，更存在行政部門“怠政”以維護部門利益之嫌疑，對此，最高調控部門須盡快做出政策調整安排。(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