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要說，現在所能夠得到認定的所謂“基層工作經驗”，其范圍的局促也一步步加深著這種利益驅動。怎么才算基層工作經驗，“縣級以下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村(社區)組織”這種在法律文本層面的認定，擋住了很多不在體制內“基層工作”著的青年。而且還有一些漏洞在于，有些國家機關本身沒有縣級以下的機構設置，從而導致招錄條件可能上調到市級甚至以上的機關部門。本身對于真正的基層而言，高高在上的縣衙本身已經被剝離出基層的范疇，更何況被“認定為基層”的其他更高級別機關。一邊是這種不那么基層的經驗被制度認可，另一邊則可能存在為數眾多的對田野抱有切身接觸、基層到不能再基層的人群無法被認定。這雖然可以被看做是對細節的杞人憂天，但檢視現實，正是這些細節在年復一年成為社會階段性討論的熱點。

政策制定的初衷不可謂不用心良苦，但主觀動機與實際效果的差距，可能還需要由實踐來做檢驗。而另一個擔心在于，太多抱有跳板心態的基層工作者存在，對于基層工作的實際影響往往是看在眼里，卻往往無法進行量化的考核。進入工作伊始就開始為更上一層樓做準備，在基層待不住，心也靜不下來。需要面對這一現實問題的基層單位以及廣大農村，可能不在少數。

當然，這可以算做是一種不得已的無奈，任何時候都可以這樣解釋，但這種無奈背后是否存在更艱澀和深遠的制度難題，是否這些問題的思考和解決，才真正是讓所謂“國考”回歸本來面目的法門？基層工作無法真正吸引一個國家的青年，只有不斷地向上走才能獲得這個社會的某種認可，從一個側面為社會的金字塔結構進行著背書。基層如何才能逃脫被當做跳板的命運？這是必須要未雨綢繆的問題。任何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形態，穩定而有社會認同的職業榮譽和成就感，都應當存在而且不受侵擾。在此基礎之上的層級流通，才有可能具備理性。而這種理性，還需要更科學的考察方式。唯基層經驗是從，可能是不得不選擇的開始，但卻一定不能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