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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新一期《時代》周刊的封面文章一語中的：“中國虎媽”捅到了美國的“痛處”。文章指出，“虎媽”引發的激烈反應有其深層原因，美國人越來越擔心輸給中國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國家。“虎媽”正將自己的孩子培養成統治世界的“虎崽”，而“意志薄弱”、“縱容放任”的西方人的后代沒有做好在嚴酷無情的全球市場展開競爭的準備。“通過犀利的筆觸，蔡美兒已使整個國家的父母開始自問：我們是她所說的輸家嗎？”

奧巴馬總統大概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虎媽”的影響。他在1月25日發表的任內第二次國情咨文，就旗幟鮮明地以提升美國的全球競爭力為主題。演講中他四次提及中國，并且耐人尋味地說，“（中國人）對子女的教育開始得更早、用的時間也更長，并且更強調于數學和科學……”

《時代》周刊有些自我安慰似的指出，這種國家身份危機并非新出現的事物。文章列舉了20世紀中曾同樣引起美國人巨大不安的競爭對手——前蘇聯和日本及其相繼衰落的例子，末了，以典型的美式樂觀主義思維勸導讀者說，美國人應該檢討自己的自滿態度以及美國將永居第一的想法。“我們可以將她更宏大的主題作為一種激勵我們前行的動力——這種激勵是我們國人過去時常擁有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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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進一步指出的是，《時代》周刊的剖析雖然切中要害，但仍不能很好解釋籠罩在美國民眾內心的焦慮。如我之前已經提到的，在這個問題上，同屬西方，美國人與歐洲人的思維方式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分歧。歐洲人也同美國人一樣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但20世紀的挫敗和衰落的經驗告訴他們，這些他們自視為“善”的東西并不一定能夠與“成功”畫等號。因此，他們已經可以做到心安理得目送昔日榮耀的逝去，只要自己認同的生活方式能夠繼續保存下去。相反，美國短暫而輝煌的歷史不足以使它的人民切身感知人類歷史的這種無奈和復雜性。

我一點也不認為美國人會輕易地放棄自己的價值觀，為了看得見的未來競爭的成功而對“虎媽”及其“中國模式”心悅誠服。但在此刻，一定有一個問題像大山一般沉重地壓在“山姆大叔”的頭頂上：假如“美國精神”在同當代“中國模式”的決戰中注定要敗下陣來，那美國應該如何作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