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顧“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的成果時，于建嶸表示，“我覺得到現在為止，一個很大的成果是全社會都樹立起一個基本觀念：看到14歲以下的乞討兒童都可以報警。”看到14歲以下的兒童乞討，不是同情地施舍，也不是冷漠地走開，而是選擇報警，這一行為背后蘊藏的是視一切工具性使用兒童為最大罪惡的觀念，如果這種觀念得以樹立，自然是社會之大幸，但經過一次微博發起的行動，是否就能達成此種效果，卻似乎難以樂觀。因為視一切工具性使用兒童為最大罪惡的觀念，只可能在兒童本位的社會里萌芽生長。一個也許可以成立的判斷是，如果一個社會正常的兒童生活得不快樂，那么流浪兒、乞討兒的不幸，將很難喚起社會的悲憫。

本次活動，會不會最終推動立法值得關注。但需要提請各方注意的是，刑法中原有組織兒童乞討的罪名，也許我們更該關注的是法律的實施問題。而關于這一問題，剛剛爆出的安徽阜陽農村拐賣虐待兒童成風，逼迫兒童乞討已發展為利益鏈條的新聞正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的視角。據當地人士爆料，“大約從1993年開始，阜陽市太和縣宮集鎮宮小村的村民即陸續開始在鄰村、鄰縣甚至鄰省物色年齡尚小、智力正常的兒童，對這些兒童肢體進行摧殘，令其殘疾后，將他們帶到全國各地乞討，從宮小村走出去的殘疾童丐足跡遍全國，近在太和、阜陽、合肥，遠則到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成都、哈爾濱等大城市……在當地，農民們儼然把帶香(帶兒童出門乞討)作為一條致富之路，其中還有不少村干部參與其中。”令人發指、法有明文應予懲處的犯罪行為，在共和國的鄉村存在如此之久，誰能說根源在于“法律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