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節期間，我曾看望一位患有心臟病的老人。談話間突發一聲巨響，一個威力很大的煙花在老人家門前炸開。看到老人猛然一抖，隨即身體蜷縮、表情痛苦，我一瞬間就形成了這樣的“理性思考”：要是老人當場犯病，立即安排別人叫車急救，而我的任務則是及時出門，將那點煙花的人暴打一頓，把事情鬧大。

并非我喜歡自找暴力沖突，原因很簡單：只有這樣，才能把老人受刺激犯病和這次燃放煙花的傷害行為聯系起來，起到證明、證據的作用，然后才能走訴訟或調解的路子。直到如今，我也沒想出比我當時的“理性思考”更管用的辦法，有哪位可以告訴我，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讓事實上的責任人擔負起應付的責任？如果不是像我設想的那樣去“主持公道”，還有別的“公道”可走嗎？

顯然，由于取證難，因遭遇煙花劫而取法律維權之路，現實中幾無可行性。有被煙花爆竹傷害的苦主，“冤魂”也肯定有，卻沒辦法追責與“申冤”。我上面說的追責辦法，適合“強者”作為，需要足夠的人手、精力乃至“私人勢力”。你的燃放行為侵犯了我，我就讓你大過年的不痛快，我敢，也能，你不妥協就叫你付出代價。既然沒有法律和公道支持，那就自然要看私人之間的對抗，這是不得已的“私爭”。

當然我們也求助被稱作“好東西”的民主機制。欲免煙花之禍，希望禁放的人其實不必全都依賴政府禁令，提到“民主解決”也不必總和“全民公決”或“全市投票”掛鉤。你自己用好言論權，去主張、游說、警示、拉票，通過業主委員會議事程序或自創的某種群議形式，在本小區、本社區達成“局部民主”就可以了。這樣，一般情況下，即使不能達成禁放效果，限放、少放的效果總會有的。

假如雖經“局部民主”主張禁放的人群也沒能獲勝，那該怎么辦？第一，愿賭服輸，認栽。不動粗的公平規則下，你沒辦法、沒能力服人，你有權選擇“自認活該”，這不失尊嚴。第二，你仍舊有權不服從個人侵權，那就需要搞好監測，準備私人應對，還靠私爭私斗——你的固有權利不因“多數表決”而取消，搞“個人對抗”也合理合法，并非“反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