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問題之所以積重難返，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基礎雖然已經市場化，但上層建筑仍然停留在計劃體制；勞動力要素雖然已經市場化，但戶籍制度仍未給勞動力松綁。農民工問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的怪胎，是改革不完善、不徹底的結果。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中國農民工數量約2億人，農民工家庭人口約5億人，在如此龐大規模的由鄉到城大遷徙的背景下，對于包括“鐵板一塊”的戶籍制度在內的社會管理體制，為什么遲遲看不到有關方面改革的決心和誠意。

同過去召之即來、揮之也不去的用工情形相比，進城農民工開始“挑挑揀揀”，用人單位扯開嗓子招工卻應者寥寥，應該說是一大進步。在經歷了30年“見物不見人”的發展之后，面對越來越嚴重的“用工荒”，城市盡管“臨時抱佛腳”地向農民工伸出橄欖枝，也很難得。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城鄉二元結構的打破和一個嶄新的“以人為本”時代的到來，勞動力短缺的拐點成為發展方式轉變的拐點，也不是自然而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基本實現了代際替換的農民工群體，相對于上一輩，他們更相信自己有權支配自己的命運，對于社會不公和身份歧視等有著更低的容忍度。如果不盡力滿足他們的市民化需求、社會保障需求、教育需求、發展需求，讓大批尋夢的農民工放下行囊在城市落地生根，而是功利化的施予“仨瓜倆棗”，“民工荒”問題難免經年累月地“春風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