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上午，一老人在遵義街頭眩暈倒地后，附近多名行人見狀后都只圍觀不敢伸手攙扶。后來三名男子相互口頭約定：必要時相互證明老人摔倒與自己無關。達成口頭承諾后，幾人聯手將老人扶起送到了醫院，并與老人的親屬取得了聯系。（2月13日《貴州都市報》）

社會在發展，人情卻日顯冷漠，不斷曝出的善舉遭誣個案，讓善良的人們紛紛感嘆“好人難做”，這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道德困境。在建立一套道德監督機制來厘清好人與壞人，讓行善者解除后顧之憂，讓作惡者無機可乘之前，對于有人做好事前約定互證清白的做法自然也毋庸苛責，畢竟保護好自己才可以更好地去保護他人。只是如果每一次做好事前都需要三思后行，并演化成一種社會公論和人們的一種行善習慣之后，我不知道有多少“三思后行”下的行善仍舊會變得有意義？搶救落水者前“三思后行”，眼睜睜看著溺水者掙扎；遇到車禍傷者“三思后行”，浪費了寶貴的救援時間；路遇突發疾病者“三思后行”，耽誤了搶救的生命速度……如若這樣的話，我真不敢判斷，“三思后行”是寓含了人際道德的淪落，還是助人為樂的理智？有一種救助叫本能，我們毋需責難做好事留一手的行為，但面對一些突發性的、需要搶時間爭速度的急救，還是不要三思后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