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自問自答，財政缺錢不能成立。

今年上海“兩會”披露，去年本市地方財政收入2873.6億元，同比增幅13.1%，數字非常光鮮。這還沒包括預算外上千億元的土地收入及其他各項行政收費收入。如是，把百余處名人故居納入政府保護范圍，對財政形如九牛一毛。再不啻，還可嘗試引入市場資本作開發性保護。如此一番分析，錢肯定不是問題。

既然錢不是問題,法制缺席或是問題？市政協文史委調查人員被告知：“名人標準很難界定。”這話十之八九是有關方面所說。為此，不少政協委員建議盡快為本市名人故居保護制定地方法規。可筆者要直言不諱地挑明，沒有名人的界定標準，更多系有關方面掩飾其欠有作為的借口。就算立法非常迫切，那也并不復雜，立即著手進行就是。

無論從監管職責出發，還是從增加“文保對象”利于提升文物部門社會地位的“利本位”來取舍，文物部門對新增百余處“文保對象”肯定有百分之百的熱情。可問題在于，文物部門只能提出擬保護名單，審批卻涉及諸多綜合部門，從保護經費到編制，再到舊城改建規劃，有形無形的障礙可謂“關山重疊”。

其中最大障礙還非常隱蔽——君不見，未納入保護的名人故居大多分布于上海老城廂內。這里的土地貴如黃金，倘若把這些故居都一一掛上文保牌匾，其所在地塊商業開發時的潛在地價，在開發商眼里就會立即貶值。道理很簡單，如今是微博時代，一點火星都有可能引發熊熊大火，一旦開發商欲將故居拆除哪怕僅僅“移建”，注定引起“群情震怒”成為眾矢之的。

利害關系隱藏之深,才有“名人標準很難界定”之托詞；才有法規缺失之冠冕；政協委員們才常見政府綜合部門明知某處故居應該保護，卻遲遲不予批準掛牌，惟恐經掛牌的故居最后成為打壓地價的直接“殺手”。對名人故居“棄如敝屣”，“賣地財政”才是深藏不露的真正障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