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牛玉強在1984年“嚴打”時，因“搶帽子”等行為被以流氓罪判處死緩，后服刑期改至2008年。因患嚴重肺結核，牛玉強于1990年獲準從新疆石河子監獄保外就醫，并在北京娶妻生子。直至2004年4月，牛玉強被重新收監。新疆建設兵團監獄管理方稱，牛玉強保外就醫逾期11年9個月28天未歸，其余刑時間將順延至2020年2月21日。媒體據此將牛玉強稱為“中國最后的流氓”。

圍繞此案的爭議至今仍在持續，多位法學界大腕堅稱原判有效，牛玉強應回監獄服完刑。他們的理由主要在于，一個生效的判決應該得到尊重；“流氓罪”和“嚴打”是歷史問題，雖然今天看來對牛玉強的處罰過重，但這種認識不當溯及既往。

上述分析不無道理，裁判必須具有確定性，否則司法權威無從建立。但裁判的確定性并不是絕對的。類似趙作海、佘祥林、杜培武這樣的冤案，有生效裁判在，也得依據事實和證據進行重審改判。

牛玉強到底冤不冤呢？1984年4月28日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決書》載明了牛玉強的“犯罪事實”。第一起是1983年5月的一天(原文沒有具體時間)，牛玉強和幾個朋友在北京某地搶了一名路人的一頂帽子；第二起是牛玉強和朋友與另外幾個人打了一架，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對方什么樣的傷害，當時的判決書上并沒有法醫傷害鑒定。就是根據這兩起“犯罪”，牛玉強被以流氓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從判決上看，牛玉強的“流氓罪”至少在事實上并不清楚，證據上也不充分。判決中所認定的第一起“犯罪事實”，居然連具體時間都沒有查證。第二起傷害案又沒有對傷者進行司法鑒定。以如此粗疏的證明，怎能認定牛玉強犯罪并定刑？當時的中國刑法雖然有“流氓罪”，但定罪量刑也不能罔顧事實，當時也強調“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而事實清楚是法律判斷的前提。你總不能用當年“嚴打”都是這么辦案的來證明判決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吧！倘若如此，對1978年之后的平反冤假錯案，又當作何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