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牛玉強保外就醫時“逾期未歸”問題。按新疆監獄部門的說法，收監之前，罪犯牛玉強及其具保人和當地派出所從未向監獄匯報其有關情況，監獄多次發函要求牛回監辦理續保手續，并向北京朝陽公安分局及當地派出所發函要求協查牛玉強，均未得到回函，石河子監獄兩次上網對牛玉強追逃。其間，2004年2月，朝陽分局回電話告知，“牛玉強患結核病，在家不能動。”監獄派員前往牛家調查，否定了朝陽警方的說法。

可以看出，牛玉強的“逾期末歸”，既有監獄部門的失職，也有北京警方的失職。監獄部門既然多次發函未有回音，理應前往牛玉強的保外就醫地進行調查。但事實卻是，這一調查一直拖到2004年。朝陽警方對新疆監獄部門的來函不予回應，對網上追逃疏于調查和通報，也是導致牛玉強“逾期末歸”的重要原因。而這種異地警方協作中所出現的問題，實與牛玉強本人無關。除非有證據證明，牛玉強收到了監獄或警方的回監服刑通知卻拒不執行。即便那樣，逾期未歸的責任也應由三方共同承擔。

而在這宗備受關注的“流氓案”中，所有的責任似乎都被強加到牛玉強一人身上了。如此模糊責任糊涂處理，與當年法院僅憑模糊的事實判案并無二樣。

都說“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不管牛玉強是不是“最后的流氓”，他都需要正義的光輝。“流氓罪”已在刑事立法中消失，司法校正機制不可再“流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