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日前在基層采訪中了解到，部分地方干部樂于“安排性調研”，導致基層情況“失真”。在警車開道、層層陪同調研的狀態下，領導干部很難看到實情、聽到群眾的真話，不僅無法聯系群眾，反而因種種擾民行為引起一些群眾的反感。“調研基本靠排演”損害了黨風，更影響了決策的科學性。《2月27日《瞭望》新聞周刊》

調研的目的，本來是為了了解基層民生問題的真實情況，為上級科學決策提供依據，促進百姓增產增收、生活水平提高，結果一些地方干部樂于“安排性調研”， 調研基本靠排演，導致基層情況“失真”。這實際上是對真實民生狀況與調研機制的嘲諷。也影響了上級決策的科學性。對這些熱衷搞調研排演的地方官員，不僅媒體要曝光、百姓要譴責，上級部門要介入調查，啟動問責程序。

從某種意義上講，“調研基本靠排演”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裝。除了報道舉出的北京律師周澤因未及時“回避”前來視察領導，被強行拖離現場的案例以外，給民意調查研究安排標準答案的地方更是不在少數。江蘇省09年對南通市的啟東、海門、通州等地全面達小康情況進行隨機電話民意調查時，當地干部就要求受訪群眾按照事先發放的標準答案回答提問，不少中小學放假一天，讓學生背熟答案“協助”家長應對電話調查。陜西省武功縣貞元鎮為上級電話隨機調查擬定了“好、滿意、到位”等標準答案。讓中小學生把傳單帶給家長。

地方干部為了政績需要，排演基層調研無疑不可取。但是在我看來，“調研基本靠排演”，民意調查出現標準答案，除了有人故意弄虛作假之外，調研機制本身也存在問題。不知從何時起，調查之前發通知，幾乎成了慣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發通知自然給工作不扎實者提供了弄虛作假、排練表演的機會。有些地方平時工作抓得不到位，接到通知，臨時抱佛腳做表面文章，挖空心思討好調查組，自然不在話下。

話說回來，調研參與者并不是白癡，十個指頭有長短，家庭情況千差萬別，無論家庭情況如何，百姓對民生問題，對干部是否滿意，一律回答“好、滿意、到位”。哪來如此高度一致的“民意”？民意調查結果如此整齊劃一，干部到基層看到的都是“一片形勢大好”，難道不蹊蹺嗎？政府一方面承諾建設誠信政府，另一方面又逼百姓被滿意，掏空調研的真實靈魂。這無疑與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相悖，百姓也是怨聲載道。毋庸置疑，具有雙重人格的地方政府應受到譴責。

基層調研基本靠排演，檢查評估基本靠弄虛作假。依我看，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調查研究結果關系地方的生存發展與領導政績，官員受政績利益驅動熱衷弄虛作假。二、調查研究評估機制僵化，缺乏創新，與社會實際、百姓的期望并不吻合。僵化的調研評估機制必然存在漏洞。上級提前告知調研項目，由被調查者精心準備，進行調研彩排，容易滋生怪胎。

把調研排演與百姓利益放在正義天平上，孰輕孰重？并不難回答。雖然百姓毫不客氣地對調研排演與民意標準答案投了反對票。但事實上，還有多少地方津津樂道于此呢？

在我看來，面對“調研基本靠排演”的現實，僅有曝光批評遠遠不夠，創新政績評價體系，打破權力魔咒，監督問責給力，十分必要。創新調研機制，改進調研辦法，改集中調研為不定期調研，改隨機電話調查為隨機入戶調查。少看地方政府匯報表演，多聽聽百姓怎么說。讓基層調研從擾民運動變成為民工程，還有許多事可做。

而且，要打破“排演調研”潛規則，還要改變單純向上負責的行政工作模式，引入科學的績效評價機制。績效評估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對地方政府，不僅掌握生殺大權的上級要給予評價，當地百姓與服務對象、社會機構也應多方參與評價；二是評價的結果公開。把評價的結果作為問責的依據。如果百姓對官員擁有監督權、評價權。且評價意見直接影響官員政績考核（比如，對虛假調研的導演就應該嚴厲查處）。熱愛排演的官員或許會有所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