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開的2011年北京市民政工作會議透露，今年起北京市的工商經濟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四類社會組織將無須“掛靠”主管單位，可直接到民政部門登記。

實際上,2008年起，深圳已率先對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等三類社會組織實行“無主管登記”。即便如此，北京的做法仍得到關心中國社會組織發育的各界人士肯定，被看作社會管理創新的“積極信號”。

中國內地一直存在一種吊詭現象：一方面，公眾希望政府盡量減少對社會事務的包攬，政府也愿意建立“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但苦于找不到足夠的有能力承接政府卸下的社會事務的社會組織。比如，上海市民政局為促進社會組織生長設立的“公益創投基金”，就遇到“錢不是問題，沒有社會組織應標才是問題”的困境。

另一方面，政府又為成立社會組織設置很高的門檻，特別是規定，申請登記的社會組織必須找到愿擔任其“業務主管單位”的、通常有行政背景的機構，憑借其出具的“批準文件”，才可能獲批。由于擔任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只有風險沒有收益，除非有特別的“業務聯系”，否則籌建中的社會組織很難爭取到“業務主管單位”。于是，大量襁褓中的社會組織要么滯留于申請半途直至夭折，要么“非法存在”卻難以正常開展業務。

這不僅不利于社會組織發育和發揮作用，也使政府對此的管理出現諸多疏漏，加上許多“業務主管單位”對社會組織的業務不熟悉，“主管”有名無實，“嚴審批，疏監管”，最后往往導致有活力但沒背景的社會組織難以成立，而有背景得以成立的“社會組織”易演變為“二政府”，不但違背社會組織的服務宗旨，還攪亂了市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