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凌鋒表示，目前，我國醫生的社會地位處于全世界較低水平，愈演愈烈的醫鬧也已達到史上最為嚴峻的時刻，建議國家出臺《醫院治安管理處罰條例》。（3月9日《京華時報》）

基層醫生呼喚公安介入，以期走出“史上最為嚴峻的時刻”，這何嘗不是醫生在表白：我們也是弱者，非常需要保護。未曾料，衛生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黃潔夫就很不贊同，他說，“各行各業都出臺自己的治安管理條例，那法規就會越來越多了”。他表示，支持由醫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來解決醫療糾紛。他認為，真正的“醫鬧”畢竟是極少數，出現醫療糾紛說明醫院自身可能也有問題。

說實話，醫鬧存在的原因是很復雜的，長久以來，我們都期待著包括醫院、患者、社會等等各方一起給力，共同解決。但這一提案，卻多少讓人有些心灰意冷，不是擔憂“醫警合作”模式能否行得通，而是這種寄望于引入外來強制力通過“壓制”的方式，恰恰是一種對抗式思維的產物。倘若這一思維在醫療衛生界大面積并持續存在，醫生只會更加依賴公安等外在強制力的“保駕護航”，由此看來，醫患對抗不是消解了，而是加劇了。

我們歡迎醫療衛生界能夠秉持公正，心平氣和地指出患者群體存在的一些問題，這有助于創造解決醫患的氛圍。但，很遺憾，看到醫療衛生界委員聯名呼吁公安介入的提案，別說不少網民比較反感，特別是連衛生部副部長也表示不贊同，基于此，或許可以預知這份提案的命運。但仍舊需要指出的是，基層醫生引入公安力量的呼喚，說明“醫鬧”面前，醫院和醫生自認為也是弱者。那么，“醫鬧”，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場弱者相殘，而對于困擾已久的醫患關系問題，我們都曉得，任重道遠，對抗終究換不來醫患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