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一張照片在網民間競相傳閱。照片顯示，南京市區的太平北路道路兩旁的40多棵粗大枝椏的法國梧桐“不翼而飛”，車水馬龍中僅余留一段光禿禿的路面。據了解，因地鐵三號線建設需要，南京將遷移1700棵行道樹，其中就包括太平北路的那40多棵梧桐。此消息一出，南京市民紛紛提出救樹，各大媒體也對此事進行了批評報道。

據《京華時報》3月20日消息，南京市制定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古樹名木及行道大樹保護的意見》，原則上工程讓樹，敏感路段移樹需公示征民意。一波三折之后，此事告一段落，卻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思考空間。

地鐵作為一項基礎設施建設，屬于基本公共服務的范疇。政府作為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是如何來提供的呢？我們發現，政府是通過公共政策這一制度性安排來提供公共服務的，例如項目立項、招投標制度、項目驗收等。那么，事關廣大人民群眾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

公共政策的來源，不外乎以下幾個。一是政治精英的認知和行政理念。領導干部擁有強大的組織資源和動員能力，是公共政策的決策者；二是知識精英的意見和建議。專家學者以其科學精神和專業素質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參考。三是草根力量的民意或者其它壓力。公眾作為公共服務的受體，對于公共政策應該享有重要的發言權。

公共政策的三個來源，實際上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價值觀的層次。南開大學王處輝教授將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分為三個層次：制度化、知識化、生活化。只有當制度化的價值觀穿透到知識化和生活化的價值中，這種社會才是最穩定也是最成熟的社會。然而，由于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陣痛期”，三個層次的價值觀并沒有有機結合，而是出現了分離的狀態。對于同一個公共政策，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草根力量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影響了公共政策的穩定性，從而影響了公共服務的供給。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持公共政策的科學性與穩定性？擴大公眾參與，健全公眾的利益表達機制勢在必行。根據新華網“投票與調查”的結果顯示，61.1%的被調查者認為“保護樹木責無旁貸”，58.4%的被調查者認為“城市化宜多聽取民聲”。如果地鐵建設部門在項目開工之前，多聽取專家學者的建議，多聽取普通老百姓的聲音，合理規劃，科學布局；太平北路兩旁的40多棵大梧桐樹的“悲劇”，原本不用上演。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基礎設施建設與環境保護的矛盾不可避免。如何制定科學、合理的公共政策，協調好不同人群的利益訴求，是擺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現實考卷。

當公共政策遭遇民意，“馬后炮”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應該承認，南京市以“犧牲”40多棵大梧桐樹為代價的“馬后炮”還是比較及時的，措施也比較得力；然而，在別的城市，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設過程中，這樣的“馬后炮”還有多少？還有多少類似的“悲劇”正在或者即將上演？

如果讓我來回答，答案會很簡單——希望“馬后炮”越來越少，希望“悲劇”永遠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