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員只要愿意，無論是否公布手機號碼，都能獲得真實的民意。反之，如果對群眾訴求漠然置之，哪怕公布了手機號碼，也可能淪為擺設

為進一步嚴肅換屆紀律，暢通反映渠道，山西省紀委、山西省委組織部近日聯合公布260名各市、縣（市、區）紀委書記、組織部長手機號碼和電子郵箱。但記者調查發現，在公布的33部電話中，撥通率不足4成，有關官員稱騷擾電話多。

既然公布了手機號碼，就應該能夠撥通，否則就有欺騙之嫌。從這個角度講，公布的官員電話成為擺設，純粹是對公眾的不負責任。但是，群眾訴求的解決應該依靠科學的制度機制，而不是官員的個人意志。期盼以撥打官員電話解決問題，這種動機可以理解，但也不全然靠譜。

不是說公布官員電話毫無用處。面對公共治理中的種種弊端，公眾直接撥打官員電話反映，可以減少中間環節，防止信息失真。而公眾對官員特別是位高權重的“一把手”電話寄予厚望，無非也是因為電話接聽人集中掌握著富集的權力資源，可以高效率解決有關訴求。

然而，按照權力資源的配置，官員特別是像紀委書記、組織部長這種類型的主要負責人，主要職責并不是接聽電話，而是調研和決策。如果把大量時間和精力用于接聽電話，必然會對本職工作造成干擾，難怪有關官員稱其為“騷擾電話”。

更何況，即便是“一把手”親自接聽電話，也并不意味著問題一定能得到圓滿解決。電話中反映的情況是否真實，同樣有個核查的過程。也就是說，盡管接聽電話的領導同志會對有關問題記錄在案并督促解決，但同樣需要回到解決信訪問題的正常渠道。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什么正常的信訪渠道不被信任，而對與領導者的直接溝通充滿迷信呢？

在資訊發達的信息時代，下情上達原則上已無障礙。就連日理萬機的國家領導人，也經常瀏覽互聯網以了解民意。地方官員只要愿意，無論是否公布手機號碼，都能獲得真實的民意。反之，如果對群眾訴求漠然置之，哪怕公布了手機號碼，也可能淪為擺設。在這種背景下，與其對官員電話抱以厚望，不如在完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方面多出實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