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舉個北大的例子。北大里與季羨林先生并稱為國學大師的張中行，做大學生時就和17歲的北漂楊沫——也就是后來《青春之歌》的作者——同居了，并生下女兒。張大師的學問成就，未必與當年的少年不羈有關；但一個不許學生抱怨兩句“食堂又漲價”的大學，鐵定培養(yǎng)不出大師。古詩有云：“斧斤所赦今參天”，今日北大校方的“會商”不知會砍掉多少本該參天的大樹。

其次，這次北大的“偏激門”，突顯了大學的衙門化。這次的“會商制度”直接管到學生的“思想”上，傷及北大自由辦學的靈魂，卻是校內的衙門——學工部提出來的。可見，教授治校、學術獨立神馬的，都是浮云，學工部才是王道。

大學的行政化、衙門化，讓大學里的“官員”變成風險規(guī)避者，說白了：學生有多大創(chuàng)新成就，不是他們的功勞，但出了事就是他們的過錯。所以，如今雖然十個大學里九個半把“創(chuàng)新求實”什么的作為校訓，可沒幾個大學的“官員”希望學生整出“妖蛾子”，給自己惹麻煩。以后不要說有什么行動，就是僅僅在思想上“偏激”，也要被校方“會商”一下。

“人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在一個不寬容、沒有異端的權利、整齊劃一的時代里，只能產(chǎn)生金字塔、兵馬俑，唯獨產(chǎn)生不了偉大的思想，以及獨立的人格。

容不得“偏激者”的北大，還是那個國人共同景仰的思想家園嗎？試問今日之北大，竟是誰人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