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上午，4名未獲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就群發短信的男青年，被北京西城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刑。這是我國無證群發小廣告短信的行為首次被追究刑事責任。（3月30日《新京報》）

筆者飽受群發小廣告垃圾短信的騷擾達數年之久，首例群發小廣告短信的行為被追究刑事責任，真是解了筆者心中的一點“小恨”。不過解恨之余又想，追究這類行為的刑責為何直到如今才是第一例？

雖然有些時候小廣告短信對一些客戶有傳遞產品信息的作用，但是小廣告短信已經不再是對有價值的客戶進行宣傳，而也對我們這些“被有價值”的手機用戶進行宣傳。對于小廣告垃圾短信，我們這些手機用戶對之“恨”卻投訴無門，有時舉報給公安部門也總是不了了之，真拿那些人一點辦法都沒有。

無證群發小廣告短信的行為不是簡單的個人或幾個人，在我國已經有了一定市場背景，而且不管是有證還是無證，這個市場已是渾水一潭。還記得2009年山東移動出賣手機用戶信息的案件，因為被央視“3·15”晚會曝光，為公安機關提供了最好的立案依據和破案線索，上升到了刑事案件。但是還有許多群發小廣告短信的方面，其“罪惡”比這4個男青年深重得多，牟利比這4個男青年多不知多少倍。

由此，筆者認為，這個首例具有偶發性。按照該案例的判刑解釋，是因為4個男青年無證經營盈利20萬元，已經超過非法經營罪追究個人刑事責任的數額標準5萬元。這一是否意味著，那些無證群發小廣告的人只要不超過5萬元的盈利就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進一步的問題是，有證就可以群發小廣告短信了，哪怕它給許多人帶來無盡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