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要求清場，一方卻不愿離開，作為一種“無奈之舉”，富士康在3月27日將園區書店斷水斷電，并不再允許書店管理人員進入園區，這種情形在民事糾紛中也很常見。或許，這種做法確實有些不妥的地方，因此對學而優造成的損失，同樣完全可以通過司法途徑要求賠償――但在這件事情上到底孰是孰非，還得視雙方簽訂的具體合同條款而定。因此，我覺得，在事情尚未明朗的時候，大家在媒體上喋喋不休地爭論誰對誰錯，或聲援誰，或譴責誰，其實是一件相當可笑和相當無聊的事。倒不如建議學而優與富士康在媒體上公布雙方當時簽訂的合同文本，如此一來，誰違反了合同的某條某款，應該承擔什么責任，不就一清二楚了么？
此外，我并不認同某些評論人將“文化”凌駕于一切之上的論調。富士康要將自己的房子租給誰或不租給誰，是否出于利益的考量，對方是用來繼續開書店或賣手機，只要這些行為是合法的，都與該事件的正義性無關。不錯，書店確實與文化有關，但卻不能因為它做的是文化事業，就應該擁有凌駕于所有其他商業行為以上的“霸權”。何況，書店也有賣黃色書的、賣盜版書的，我們在機場或火車站經常遇到的那些書店到底能為一個國家的文化事業帶來多大的益處，其實是非常值得懷疑的。而且，書店所從事的何嘗不也是商業活動，商業本身何嘗不也是文化活動。從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對文化的分類來說，書、手機或餐館都屬于文化的物質性層面，可文化還有制度與精神的層面，如果將書店的生存權凌駕于手機店或餐館的生存權之上，并借這種“崇高”的生存權的名義向社會提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有損物質文化的其他方面且不說，豈不是也有損文化的制度與精神層面么？
真正的社會公平是保護一切群體的合法權益，讓一切違法行為都得到相應的懲罰，讓一切損害都得到合理的賠償。同情心并不等于正義，而濫施同情心恰恰足以危害社會正義。法律的是正義是建立在事實和證據之上的，作為評論人，在尚未獲得充分的事實與證據以支撐自己的論點之前，最好還是保持沉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