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報》發文稱，因家庭出身不同帶來的代際分化已成為轉型期中國的突出問題。一定程度上決定個人境遇的不再是成績、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會關系。文章呼吁緩解階層固化需增強就業市場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加快戶籍制度等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社會階層流動不足，這并非是新近才出現的問題，可近些年來富二代、窮二代，體制內二代與體制外二代……各類“二代”使得階層流動不足顯得尤為突出，社會情緒中對階層固化的擔憂與不滿也日益加重，建立更為暢通的社會流動機制成了越來越迫切的問題。

在計劃經濟時期，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流動基本停滯。個人流動基本固定在家庭出身、城鄉戶口、單位制與所有制等先賦條件上，與制度安排緊密結合。然而那時，物質匱乏、人民貧困，公眾關注點在于解決基本溫飽，對社會階層流動的感受不深。

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主要矛盾是生產落后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個人的社會流動也得到增強，社會流動中的先賦性因素逐漸減少，人們擁有了從一地流通到另一地的選擇權。人們所處地點不再固定，身份不再固化，個人社會流動中的自致性因素逐漸增多，這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也是改革開放早期經濟穩定發展的動力所在。

相較而言，我國當前的社會流動大大增強了，流動機制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可當人們擺脫人身禁錮，解決溫飽問題，進入小康生活后，對社會流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們不再滿足于受戶籍制度限制的人口流動性的建立，而是渴求各階層，尤其是底層向上流動的渠道不被堵塞，個人能夠憑借能力而非血緣、關系等非主觀因素來改變自身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