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學有一篇課文，名字叫做“十六年前的回憶”。這篇文章讓我記住了兩個名字，一個是為革命事業獻身的烈士“李大釗”，另一個就是殘酷殺害李大釗的軍閥“張作霖”。十來歲的我，對張作霖恨之入骨，對李大釗無比敬仰。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兩個人都從我的記憶中逐漸淡出。

4月5日，是傳統的清明節，也是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英勇就義的日子。當天記者實地踏訪發現，在荔波縣的各大墓地，到處是鞭炮聲，人們殺雞宰鵝，祭奠先祖親人。然而，鄧恩銘故居和荔波縣烈士墓成了“被遺忘的角落”，看不到前來祭奠的人影。（《貴陽晚報》4月6日）

清明時節，正是祭奠英靈、緬懷先烈的好時機。是什么造成了烈士墓群的落寞與孤寂呢？忙碌、忘記，這些似乎都是不錯的借口。那么，根源在哪里呢？

社會價值觀念的嬗變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一段時期，聲望成為社會價值觀念的核心，是評價一個人的主要標準，“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等成為社會楷模和精神標桿。人們的“偶像”都是雷鋒、黃寶妹、時傳祥之類的普通勞動者，人們相信可以通過勞動創造財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孩子們的理想都是當科學家和解放軍之類。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財富和權力逐漸成為社會價值觀念的主導。“致富能手”、“企業家”成為社會楷模和學習對象，人們崇拜的大都是比爾·蓋茨、李嘉誠之類的“富翁”。 人們聽富翁的故事，讀他們的傳記，談論關于他們的話題，希望自己也能成為下一個富翁。“中國人沒有宗教，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做官。”這是200年前英國公使馬戛爾尼說的一句話，這是令人振聾發聵的一句話，其意義勝過無數研究中國人煌煌巨著的總和。號稱天下第一考的“公務員考試”，將教育、考試、做官有機地結合起來，是向上社會流動的良好方式。每年都吸引著數以百萬計的人員報考，年青人們為了到“體制內”去，考完一場接著下一場。

在一個充滿浮躁和功利的時代，在一個金錢和權力能量被無限夸大的社會中，很多東西都會被人們“自然”地遺忘。當人們對崇高的東西失去了敬畏之心，當人們對崇高的東西失去了尊重和信仰，只迷戀于金錢和權力，只習慣于利用與被利用的時候，我們所處的社會就是一個功利的的時代。人們只關注于今天和明天，卻忘記了昨天，忘記了昨天所經歷和承受的種種苦難，忘記了昨天的人們為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付出的種種代價——汗水、鮮血、家庭、愛情，甚至是生命。而這一切，本不該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