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賃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辦法》）正式向社會公示，征求市民意見。《辦法》有三項目標：一是合理分配租賃雙方的權利義務，諸如房租一年只漲一次，對押金數額做出限制；二是治理群租；三是規范中介行業。

首先看群租問題。租房是很多新上海人繞不開的選擇。隨著房價飆升，不僅低收入人群，連工作還算體面的小白領，也難以負擔起一套房子的租金，于是有了“合租”，又衍生出了“群租”：一套商品房被三夾板、石膏板分隔成多個小隔間后，分租給了幾戶、十幾戶人家。這是市場經濟下的“自發秩序”使然，有其自身合理性。

但群租有外部性，所以需要政府規范。如空間擁擠、電線亂拉，導致消防、治安、衛生的嚴重隱患。房屋原本供家庭使用，如今成了集體宿舍，光是幾十個人輪流洗澡，衛生間就傷不起，會滲水、阻塞，由此會產生一系列鄰里糾紛。近幾年，上海曾組織多起針對“群租房”的專項整治，但效果不大，也難以鞏固。從執法者角度說，主要是“無法可依”，要求二房東拆掉私建隔斷、清理群租，缺乏明確法律授權。于是《辦法》應運而生，其中第8條、第9條規定：不得將原始設計的居住房間再分隔、搭建并按分隔間或按床位出租；不得將廚房、衛生間、陽臺和地下儲藏室出租供人員居住。而且，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于5平方米，三口之家至少租住12平方米。如果出租人違反了這個規定，先由政府部門責令整改，逾期不改將被處以5000元至30000元的罰款。

這個規定與去年12月國家城建部公布的《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一脈相承，旨在授權政府整治群租。政府部門如此規定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但群租有其自身的市場邏輯，未必會因為“整治”而消失。

解放前，上海因為房價飛漲，也曾出現與如今群租狀況相似的“七十二家房客”。1931年上海市政府也曾發布限租令：單幢房屋不得超過3戶；雙幢不得超過5戶；曬臺、廚房不得改作住舍。這兩個跨越幾十年的規定如此驚人相似。但歷史的教訓顯示，當年這種“限租令”，在飆升的高房價面前敗下陣來。

沒有人愿意住在冰箱那么大的群租房里；但居滬不易，飆升的房價讓人承受不起，只好放下擁有自己的房子的夢想，轉為租房，再落到合租，最后在逼仄的群租隔間里安放人生。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保障性住宅，緩解民生之痛。在一時難以解決住房問題的情況下，也應注重政府規范的可行性，事實是很多人只租得起群租房，他們怎么辦？政府應有一個通盤的考慮：將群租界定為違法，是簡單的，難的是解決他們的住房困難。

此外，《辦法》中也希望以政府力量規范房屋租賃程序，比如要求所有租賃當事人都必須到區、縣房屋行政管理部門登記備案，甚至逐步實行租賃合同的網上登記備案。這固然方便了政府管理，但租客面臨的問題也很現實，合同要備案，房東就要繳納相當于租金5%的稅費，這筆錢會轉嫁到租客頭上——本來就是因為買不起房子才租房，如果租金又要漲，飽受高房價煎熬的公眾很難想得通。

房屋租賃市場當然需要規范，但新規不僅要為政府管理提供授權，更應設身處地考慮租客的種種困難，新規不能成為新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