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微博上一則關于“普華永道25歲女碩士過勞死”的帖子,短時間內被大量轉載。普華永道方面證實確有審計部門入職半年的新員工近日不幸病逝,但否認“過勞死”一說。而逝者小潘生前在微博上時常抱怨工作忙、沒有休息時間,更用諷刺的語調寫下“好歡樂的加班……”小潘的驟然病逝喚起人們對白領工作強度和健康狀況的關切與反思。(4月14日《新民晚報》)

亞健康、過勞死、英年早逝……看似遙遠,其實離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很近。我國2006年人才藍皮書指出,七成知識分子處于“過勞死”的邊緣。據估算,每年因“過勞死”去世的人多達60萬。全國政協委員、致公黨湖北省委主委姚凱倫曾大聲疾呼:“中青年知識分子英年早逝的事例頻頻發生,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思考,關注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健康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能否讓處于“過勞死”邊緣者駐足?能否讓健康工作生活回到我們身邊?處于“過勞死”邊緣者,急需得到有效的預防與干預。以健康管理體系來形成有效的預防與干預,自然是預防“過勞死”的基礎。健康管理體系下的“醫療”是廣義上的,不僅針對病人,更針對亞健康人群,甚至健康人群。然而,避免“過勞死”,醫療只治身,健全法律才治本。

預防“過勞死”,法律更是“搶救針”。據悉,目前,我國法定的職業病目錄有10大類115種,“過勞死”不在其中。“過勞死”在法律上還是一塊空白。新的《工傷保險條例》雖然對工傷界定作了調整,但“過勞死”還是被排斥在外。

世界上有無關于“過勞死”的法律規定呢?有。在日本,“過勞死”已列入工傷范疇。1994年,日本對“過勞死”開始了法律干預,死者家屬首次通過司法途徑向用人單位索賠。2001年底,勞動省經過慎重研究,又對“過勞死”相關法規提出修改建議。比如,判斷雇員是否因工作過度而死亡時,過去只考察雇員死前一周的工作情況,新規定則將考察時段延長到死前的6個月,考察在最后的2～6個月里,每月加班是否超過80小時,以此作為判斷“過勞死”的依據。

日本已經通過立法來干預“過勞死”了,并正在不斷完善,我國的相關立法什么時候起步呢?即便有了相關法律法規,勞動者的法定利益有時也得不到有效保護。比如法律明確規定的休息權,有的時候勞動者會“自愿主動”放棄,抑或是不得不放棄。所以,即使有了相關法律法規以后,還有賴于有法必依,嚴格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