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盛產謠言的國度――因為中國的歷史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難得有長久太平的時候，人們不管身處亂世還是太平之世，總是缺少安全感，是故才會生出“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的感慨來。魯迅先生在《燈下漫筆》一文中，也曾將中國的歷史詮釋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種“一治一亂”的循環――在這種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如卡普費雷所言，“到處彌漫的焦慮，或者失望，從來沒有離開過社會，受到抑制、疏導和給予合法地位的僅僅是其表達之方式。它們首先體現在竊竊私語之中，如果條件合適的話，就會變成謠言。”

美國社會學家 T·布塔尼認為，“流言是一群人在議論中產生的臨時新聞，它起源于重要的事情而公眾又缺乏充分的信息，于是需要用集體的智慧對之尋求并做出解釋?！辟|言之，即“謠言 ＝（問題的）重要性×（事實的）模糊性”。

“謠言是這個世界最古老的大眾傳播媒介”。在文字出現之前，口傳媒介是社會唯一的交流渠道；但社會發展到了現時代，功能強大的大眾傳播媒介――互聯網――的出現卻并未能消滅謠言，相反卻成了孳生謠言的溫床。因為，互聯網的出現并未降低大眾對信息的饑渴（問題的重要性），卻刺激了大眾對更多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海量的信息流增加――而不是減少――了大眾搜索能夠給他們帶來安全感的真實信息的成本，這一現狀與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布的不對稱一起，共同造成了事實的模糊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我們當下生活在一個被謠言重重包圍的世界。

如果我們抓住T·布塔尼對于謠言的定義，即“一群人在議論中產生的臨時新聞”中的“議論”兩個字，可以發現除了“信息不透明”之外，謠言在中國社會特別繁盛的另一個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的重要原因――既中國人的“不講理”或“不懂如何講理”，所以，在日常的“議論”中，往往會滋生出大量的謠言來。

俗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生為中國人，經常會遇到這種“有理講不清”的尷尬――無他，大多數國人要么根本不講理，要么根本不知該如何講理。關于這個問題，殷海光先生曾在《創設講理俱樂部》一文中寫道，“過去，中國社會里人際發生糾紛的時候，你可以拿道德責備他，可以拿禮法約束他，可以動之以情，可以誘之以利，可以臨之以威，但要和他說理，卻十分困難?！?/p>

近年來，因為寫評論的緣故，被人戴了個“時評人”的帽子。身為“時評人”，我對國人的不講理或不懂講理感觸尤深。我寫評論一向堅持“有幾分事實，說幾分話”原則――絕不說任何缺乏事實支撐或經不起邏輯核校的過頭話。當然，作為“時評人”，一般不可能象記者一樣，對事實進行調查和驗證，也就只好將記者所報道的作為事實，并對這種事實進行分析和評論。我讀文章很刁，一般不讀49年后中國作家與中國學者寫的東西，可因為在時評圈子里混的緣故，不免也讀了不少其他“時評人”寫的評論，卻很難讀到一兩篇寫得有理有據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