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寫作這篇文章之時至今，80多年已經過去了，諸如此類邏輯混亂的言論在當下的中國社會――包括時評界――卻仍然大行其道，有些“時評人”甚至連句子都寫不通，他們的作品卻堂而皇之地占據了各大知名報紙――如《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的評論版，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的悲哀。

古人云，“謠言止于智者”。為什么謠言一到智者那里就現出了本象，失去了它迷惑人心的功效呢？此無他――比之常人，智者更愿意講道理，也更懂得講道理。殷海光先生在《創設講理俱樂部》還說：

“我們要看一個人是否講理，最直截了當的方法是考察他所發出的語句之真（truth），假（falsity），以及對（validity），錯（invalidity）。任何語句底真、假，以及對、錯成立的程序，通常至少有這些種：①訴諸經驗事實；②訴諸邏輯推論；③訴諸傳統；④訴諸權威；⑤訴諸教條；⑥訴諸風俗習慣；⑦訴諸暴力；⑧訴諸情感；⑨訴諸立場；⑩訴諸利害關系；⑾訴諸多數――即多數人說真的就是真的；⑿訴諸人身。”

殷海光先生將以上十二個程序分作兩類，從①到②并作一類，叫做A類，其余的并作一類，叫做B類。他說，“如果我們用來決定一個語句S底真、假，與對、錯的程序是A類底程序，那末我們就在講理。如果我們用來決定一個語句S底真、假，與對、錯的程序是B類底程序，那末我們便不是講理。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判別一個語句S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對的、是錯的時，我們只問S是否合于經驗事實，或是否可由邏輯推演的法則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條件一概不在考慮之列，那末我們就是在講理。如果我們在判別一個語句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對的、是錯的時，我們動輒引用權威，或投眾所好，或考慮是否傷人感情，或從利害關系出發來斟酌的，……那末我們就是在講別的，而沒有在講理。”

簡言之，講理與不講理的分野，即在于作出任何判別的時候，是否“交付經驗事實的檢證，或邏輯的核校”――說得通俗一點，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擺事實，講道理”。卡普費雷云，“謠言反復出現是城市、社會群體和國家持久混亂的標志。”就當下的中國來說，這種“持久混亂”可能更多地表現為思想和邏輯的混亂。

“羅馬不是一天建起來的。”在當下中國這種惡劣的輿論環境中，非有大智慧大勇猛者，確實很難產生訴諸事實與邏輯的理性言論――即便產生了，也很容易為環境所扼殺。然而，不管有多么在緩慢與艱難，如果我們要降低謠言對社會的破壞性效果，建立一個行為規范或大家可欲的社會秩序，一切有良知、有見識的中國人仍須朝著將一切價值和判斷“置于經驗和事實的基礎上，并且通過邏輯的考核”這個方向著手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