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反感‘國學’這個詞，那是過去針對‘西學東漸’而提出的，所以你們在我的書中看不到這個詞。國學作為學術不可能熱，哪有‘學’熱的呢！只能叫傳統(tǒng)文化熱。”在推介新書《中國智慧》時，易中天先生如此回答記者關于“國學熱”的提問。說得太對了！雖然我并不反感“國學”這個詞，我只反感“國學熱”這個現(xiàn)象。是否任何一種“學”都不會“熱”，我不敢斷言，但“國學”不會“熱”，我任何時候都不會改口。

一幢百年老宅倘若熱起來，意味著什么呢？最可能的答案是：老房子著火了。國學亦可作如是觀，只要我們承認那個“學”字等于“學術”或“學問”，再結合識得繁體字的國民正與日俱減的事實，我們就得同時承認，國學的門檻正在日益增高，它越來越成為一種靜穆且專業(yè)的學問。

“國學熱”是一個背逆人文自然的現(xiàn)象。依我看，只有借助某種偷天換日的方式，將其中“學”的成分最大限度地稀釋掉，人們才可能見識到某種國學熱的“偽形”。常見方式有三：一、把學術問題運動化；二、把學術問題時尚化；三、把學術問題偶像化。

早在上世紀70年代，還在讀小學三年級的筆者，就見識過學術問題運動化的路數(shù)了。在名為“批林批孔”的運動中，我們這些連孔丘與仲尼都無力辨別的小孩子，竟然被唆使充當了“砸爛孔家店”的急先鋒。我還記得當時唱過的一首歌，歌詞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嘴上講仁義，肚里耍詭計，鼓吹克己復禮，一心要復辟。紅小兵，齊上陣，大家都要狠狠批。”今之國學熱，雖然方向不同，由批孔改為尊孔讀經，但操作原理并無二致：借助廣泛的輿論咋呼和社會動員，不求實質裨益，但求以勢奪人。今日咿呀讀經的小學生，與昨日咻咻批孔的紅小兵，唯一的共性是：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們都是一種道具，以滿足那些社會運動家的奇特癖好。

學術問題時尚化與學術問題偶像化，乃是同一戰(zhàn)略的不同戰(zhàn)術應用。在“國學熱”的鼓噪下，說來可悲，我們連些微學術成果都不曾聽說，所見無非這里矗起了一座孔子像，那里立起了一座老子像，某個大學開設了國學班，某個組織以“剪刀加糨糊”的方式編輯了一套超級國學叢書，某個開幕式上出現(xiàn)些可疑的古典元素。在考察國學熱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經濟喧闐甚至還多于文化折騰。作為學術的國學尚在原地踏步，以國學名義拉動的地方GDP，或許已成果斐然。

近代意義上的國學大師，公推“五四”及民國諸賢。拿前賢在國學問題上的胸襟見識，燭照今日浪言國學之袞袞諸公，我們還可能被兩者間的強烈反差，氣歪了嘴。人們經常提及錢鍾書《談藝錄·序》里的一句話：“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同樣的意思，王國維先生早著先鞭，他在自己26歲撰寫的文章《叔本華像贊》里，已有“人生如輪，大道如軌。東海西海，此心此理”的卓見。若非《叔本華像贊》晚近才被發(fā)現(xiàn)，人們或許還會疑心錢鍾書涉嫌抄襲呢。

事實是，前賢由于站立的高度相近，他們面對國學的態(tài)度也容易趨同，他們一致認為：今之國學非昔之國學，國學雖是一國之學術，國學研究卻唯有以一種統(tǒng)攝中西的超凡眼光，方有望別開生面。換言之，把目光專注于國學本身，以為但憑讀經誦典即能重振中華文化，若非急功近利，則屬腐儒陋見。

王國維當年為《國學叢刊》撰寫的發(fā)刊詞，幾可視為對今日國學倡導者的正面棒喝：“學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作為學術的國學，注定是靜穆的，其價值也只有在靜穆的書齋研習及“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yǎng)”中，才可能顯現(xiàn)一二。至于弘揚民族文化，固屬吾族吾民的煌煌大義，但那顯然不可能經由社會動員的方式得到改善。嘗見一國學熱的倡導者，在談到“傳統(tǒng)國學的當代價值”時，以一種超學術的態(tài)度聲稱：提倡國學“對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知道，以夸誕不實的宏大意義代替求真務實的學術論證，乃是江湖術士的老套慣技，王小波還曾撞上把耍猴視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的賣藝者呢。說到對傳統(tǒng)文化的信守，臺灣人遠比大陸做得好，依這位國學大仙的見解，難道這竟然意味著，臺灣人將會比大陸人更快地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倘若國學熱的發(fā)動者多是些說話托不住下巴且時刻準備把學術與政治強行嫁接的家伙，我輩對他的態(tài)度，就不僅僅是鄙夷了。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