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預算收入來自于納稅人上交的稅收，進而最終來自于人民創造的財富，因此，無論從理論還是現實而言，公開政府預算，接受民眾監督，乃天經地義之事，是政府當然的責任。如今，這個“當然之責任”經過千呼萬喚，終于爭取到了。此乃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公開公款出國、購車及公務接待即所謂的“三公”支出后，公眾和社會高度關注并贊許的原因。

近年來，隨著預算民主化的推進，從中央到地方，預算公開的力度也在加大。相比前些年將政府預算視為機密，只由少數領導干部掌握，公眾無權過問的狀況，目前的公開是一種進步。但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財政預算公開工作進展不平衡，公開還不夠細化，與人民群眾的期望仍存在一定差距。這特別表現在“三公”消費的公開上，迄今為止，今年已公布的中央部門的財政預算中，只有科技部的部門預算包含著“三公”消費。

看一個政府是否亂花錢，“三公”消費是最好的鏡照。從政府履職和運轉角度而言，是需要一定的“三公”支出的。如果這個支出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職責，哪怕因此多花一點，公眾應該都不會有意見，至少不會有很大意見。但目前的“三公”消費，很多與政府的履職并沒有多少關系，純粹用于政府部門自身的“非生產性”消費，用于工作人員的個人福利。以科技部為例，包括出國出境、出差、公務接待、公務用車三項經費的預算，2011年為4018.72萬元，占了部門預算的很大一塊。公眾自然就會追問，花這么多錢買車、出國，有什么作用？這是政府部門不敢公開“三公”支出的原因。而“三公”支出若不公開，政府預算公開的意義就大打折扣。

所以，今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中央及部委公開“三公”支出，并要求地方比照中央財政做法，公開“三公”經費，很及時，是在預算公開的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現在對我們來說，關鍵是要防止部門及地方在預算公開尤其是“三公”經費公開上做手腳、玩花樣，使公開起到實實在在的監督作用，這就需要做好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預算公開的制度和程序；二是預算公開后，對所存之問題要有切實的改進。

某種程度上，后者更重要。因為預算公開的目的，不僅是讓公眾知道納稅人的錢政府是怎么花的，用在了哪里，更要通過公開促使政府改進預算中存在的問題，遏制政府大手大腳花錢的習慣，使不該花的錢絕不亂花，如果在公開后，政府該怎么花錢還怎么花，公開也就徒有其表，意義不大。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目前政府權力還很大的情況下，政府如果對預算中存在的問題不改進，公眾也徒呼奈何。這并非沒有可能。每年的審計都會審出一大串問題，但最后得到落實整改的只是一少部分，以致一些部門年年重犯同樣的問題，公眾也就從最初的對審計寄予厚望到如今的失望。其實，預算公開在改進問題上也出現了這樣的苗頭。比如去年廣州市本級政府的預算公開后，人們發現市屬幾家幼兒園竟然用掉了6000多萬的財政收入，雖然廣州市有關部門對公眾的質疑進行了回應，但問題并未得到改進，今年幾家幼兒園還是照樣獲得了政府巨額的財政補貼。

因此，要通過預算公開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切實管住政府亂花錢的毛病，須在預算公開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完整的預算報告、審查、聽證、審計、評估、問責和處罰制度，并在預算編制、執行和監督各環節形成權力制約和平衡機制，構建人大、政府、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多層次的預算監督體系。為此，需要盡快啟動《預算法》的修改工作，將預算管理監督各環節全部納入法制化和規范化的軌道，提高預算管理的約束力，做到以法治財，減少行政干預，特別是要加強預算法的處罰功能，使預算法成為能真正實施和違法后追究責任的法律。只公開而不對違法行為進行處罰，“三公”消費是難以遏制的。

鄧聿文（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