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武漢市直行政單位，正進行一場清理公務員津補貼的行動。公務員們被要求退還2007年至2009年間多發的各種津補貼，總額約數千萬元。其中一市直機關被查出多發900多萬元，人均應退還7.39萬元。

　　據報道，這次清退行動并非武漢市自愿為之，而是去年中央紀委對廣州、武漢等六地市公務員津補貼進行檢查時，發現不同程度存在違反《公務員法》規定、濫發津補貼的現象，并確定了一批需清退的“福利”和補助。從武漢清退的數量及所涉部門看，濫發顯然是一種組織性行為，司空見慣。據說“很多補貼都是地方政府批過的，極個別的是部門自立項目”。調查顯示，個別單位一個部門內部超出國家要求發放的津補貼多達13種。

　　數千萬元濫發的津補貼究竟來自哪里？答案還是那句老話，“預算外收入失控”。有專家指出，行政事業性收費是預算外資金最主要的來源，占近70%。來自武漢市財政局的數據顯示，2010年武漢市行政事業性收費21.78億元；而該市行政性收費多，已是普遍現象。數千萬元濫發的津補貼背后，是洶涌的“罰款”，是繁重的“規費”，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各色“打秋風”。并且，2005年“收支兩條線”制度實施后，仍有部分收費按比例返還到各單位抵為辦公經費，且上繳的收費越多、返還的越多，于是就有了一個個“小金庫”。這正如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所指出的——為多發津貼補貼，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門千方百計搞違規“創收”，加劇了“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傾向，直接導致政府職能異化和公務員角色錯位。

　　據有關人士透露，武漢濫發津補貼的情況，在中央檢查的六地市中還不算是最嚴重的，其他地方恐怕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瞭望》周刊的調查顯示，各地擅自發放的津貼補貼名目達到300多項。中央黨校一專家指出，“濫發公務員津貼補貼，實質上是對公共資金的一種部門占有，是對公共利益的侵占，是一種反社會公正的再分配形式，必然影響國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導致分配秩序的紊亂。”

　　濫發的前提，是濫收。這就不是一個“退”字能紓解的癥結，關鍵還要遏制一些地方政府濫收的沖動，切斷行政事業性收費與公務員福利待遇之間的聯系。為貫徹落實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規定，財政部已下發通知要求，自今年起，預算外收入全部納入預算管理，并接受各級人大監督。應該說，這是遏制濫發津補貼的釜底抽薪之舉。問題的關鍵是，要有相應的機制保障這一舉措落到實處。比如，除涉及國家秘密外，政府所有預算都應當向社會公開。其實，早在2005年，包括一些中央媒體在內，都報道武漢市正式實施公務員“陽光收入”制度，為杜絕部門自發補助的現象，出臺了相應的監管辦法和紀律規定。但從現在的情況看，這些“監管辦法和紀律規定”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看來，如何真正落實好相關規定，并接受全社會的監督，才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