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會前夕，深圳設立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嚴肅處理期”。近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在官網公布文件規定，5月1日至9月30日，嚴禁農民工通過群體性上訪等非正常手段討要工資，凡是組織、參與集體上訪事件的，一律按相關規定嚴肅處理，造成嚴重后果或惡劣影響的，追究其刑事責任。（5月8日《京華時報》）

世界大運會維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從菜刀實名制、清理8萬治安高危人員到設立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嚴肅處理期”，嚴防農民工集體上訪討薪。深圳市為確保大運會安全穩定可謂煞費苦心。應該承認，農民工集體上訪討薪確實讓政府頭疼，給大運會“添亂”，給特區深圳“丟臉”。有的過激討薪行為還涉嫌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但是換個角度看，欠薪更讓農民工心寒。沒有無良老板對農民工過度損權，惡意欠薪，又何來農民工集體上訪討薪？他們集體上訪討薪就是無理取鬧，故意給這座撒下汗水的城市抹黑么？

在大運會這個敏感時期，我們不排除有人懷著不正當的目的，劫持公眾，擾亂社會秩序，借機給老板與政府施壓。甚至還存在“討薪專業戶”。但事實上，集體上訪討薪或者采用堵路、跳樓等極端方式討薪，多數是農民工等弱勢群體在萬般無奈下才想出的對策，并非他們不“珍惜”大運會的榮光。對被欠薪的農民工來講，大運會安全穩定很重要，個人飯碗與生存權利也很重要。法律上并沒有禁止上訪討薪的規定，而深圳規定“上訪討薪”治罪，法律尊嚴何在？農民工的合法權利何處安放？

從媒體報道來看，由于勞動法規沒有受到普遍尊重，勞動者與企業之間權利地位不對稱，勞動者沒有話語權。勞動者辛辛苦苦一年半載，結果兩手空空；或者說合法權利得不到保證。面對生活的壓力、老板的霸道，再加上相關部門的工作存在瑕疵，或者說他們向相關部門申訴過，但遲遲沒有得到重視與解決。他們除了采用過激方式表達權利訴求，吸引公眾眼球與政府的注意力以外，還能有多少更好的辦法？

而且一道奇怪的風景是，跑十次有關部門還不如表演一次“堵路秀”、“跳樓秀”。過激討薪招數往往很管用，不少人因此拿到了拖欠的工資，獲得了應有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講，農民工采用不理智的方式維權，集體上訪討薪，不僅反映了他們對現實社會的焦慮，而且詮釋了他們的弱勢群體地位。

如果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維權渠道暢通，維權成本低廉，工資正常發放，執法部門樂于為他們撐腰，他們又何必冒著被輿論詬病，被無良老板雇人毆打，被追究刑責的危險，集體上訪討薪或者用其他過激方式維權呢？我以為，農民工上訪討薪多是迫不得已而為之。農民工上訪討薪或者策劃討薪秀，實際上說明他們對政府存在許多權利渴望，而政府給他們提供的訴求表達渠道不暢通，他們才會想著在大運會期間上訪表達討薪訴求，吸引社會與政府注意，為他們主持公道。這實際上在提醒政府加強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平常積極化解矛盾。如果矛盾積壓、發酵，再急于滅火，很可能是火上澆油。

因此，在應對集體上訪討薪的問題上，政府除了提醒農民工理性討薪、合法維權，在大運會期間考慮追究集體上訪討薪者的刑責以外，職能部門應該有所作為，化解農民工策劃上訪討薪事件的動機。如果職能部門提供了便捷、經濟的民意訴求平臺，日常工作到位，用人單位利潤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不用使出追究刑責的狠招，上訪討薪事件也會逐漸減少，大運會也會開得很順利。反之，如果弱勢群體訴求渠道不暢通、不便捷，即使用治罪“狠招”堵住了農民工的討薪之路，也不是和諧大運的應有之義。

一言以蔽之，政府不能只看到農民工集體上訪討薪影響大運會安全穩定，頭痛醫頭，更不能頭疼醫腳，而應該把應對討薪事件的重點轉移到防范欠薪上來。如果政府建立了保護農民工權利的長效機制，政府根本不必如此擔心農民工上訪討薪給大運會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