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起初用于驅魔避邪，后多用于喜慶場合。鞭炮成為一種“武器”，不知是否始于現代。電影《地道戰》中鬼子進村了，為嚇唬或誘惑敵人，點上一串鞭炮，于是鬼子作驚恐狀四下逃竄。據說前些年在豫南農村，村民發現有賊進村盜搶，也會放鞭炮造勢并群起圍堵，屢試不爽。再往后聽說在一些山區，“護秋”的農民以放鞭炮驅趕糟蹋莊稼的野豬。

在某些特定境況下，放鞭炮成為承載民間智慧的一個“土辦法”。辦法土是土，在無管用的新辦法時它常常會被拿來一用。新華社報道說，在河北香河縣農村，政府違規圈占耕地很厲害，農民們天天跑到自家地里看護，一遇工作組進村征地，就以放鞭炮為號，召集村民護地，有時人數高達上百人。

近年來，社會底層維權行動趨于公開性與多樣性。香河農民以放鞭炮的辦法“抱團”護地，讓我們捕捉到征地事件中農民維權活動另樣一番鮮活的圖景。此舉代表弱勢農民的訴求表達，警示一些政府官員不能置百姓利益于不顧。這種相對溫和的辦法也是做給公眾看的，他們不過以一種看似招搖且不乏黑色幽默的方式，企望爭取圍觀者的支持和同情。

這與廣東化州農民在違建校舍內“煮”鋤頭“吃”泥土，抗議政府租地行為；與湖北武漢市農民在自己的承包地里搭“炮樓”，自制火炮打退拆遷隊，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共同點是在合法土地權益無法獲得司法救濟或行政救濟后，通過一種貌似娛樂的方式進行抗爭。他們都不是什么“娛樂秀”，“煮”鋤頭、搭“炮樓”、放鞭炮是同根生的枝杈，這個根就是農民對自身權益受到侵犯后的維權抗爭。

與行為藝術家打著藝術的旗號，以夸張、反常態的表現形式吸引觀眾不同的是，香河縣農民所進行的“行為藝術”不是為了嘩眾取寵，娛樂大眾，而是為了爭取他們最基本的權利。鞭炮鳴響之前，農民不愿退地，鏟車和一大幫手帶鎬耙的工作隊員將地里的小麥、韭菜全部推平、埋掉；部分村民深夜常被不明身份人員砸門敲窗，逼著簽土地“流轉”協議。這種掠奪式的租地怕是激起農民的怨懟久矣。

香河的農民有無上訪，報道沒有提及，按說一定是有的。“4口人僅有3畝多口糧田，全家人都指望它生活，現在被征用，一畝地只給1200元租金”，被逼到這步田地，以現行的法律和法規為框架和底線的上訪，作為農民維權的常態，當地村民當然會一試的。當農民窮盡正常渠道維權卻一無所得時，除了以燃放鞭炮的另類形式，釋放對“強政府，弱社會”格局下利益受損的不滿和憤怒，他們還能怎么做呢？

在香河縣強行租地事件中，基層政府、村干部、村民三方對弈者是兩兩對立與合作的復雜關系，一開始的“三缺一”就決定了非均衡抗爭局面。在香河，弱者是自己可用的身份抗爭武器，依法抗爭和以法抗爭是外部資源抗爭武器。不管何種策略選擇，對于村民而言均注定以失敗告終。放鞭炮式的無效表達，不過是一個有過程無結果的情緒釋放過程。換言之，種種現有制度設計和安排以及農民可支配資源的缺乏，使得農民維權行動終究只是一種“情感行動”。

因此，可以把農民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而“煮”鋤頭、搭“炮樓”、放鞭炮這類維權抗爭行為，歸結為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弱者的武器”。他認為“農民很少會在稅收、耕作模式、發展政策或繁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與當局直接對抗；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政策”。按照斯科特的說法，在傳統農村里，農民為自己提供保障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需要一種“集體的保障力量”。

對于香河縣農民放鞭炮這種貌似娛樂的維權，我們讀出了其背后的反諷意蘊。民意的表達有多種形式，任何一種無效的民意表達都可能引發某些實質上的“變異”。前些時候一些地方發生的一系列群體性事件，無不緣于民意積怨過深而長期得不到紓解。開啟一條有序的公民權利表達路徑，讓合理訴求都能進入有效的保障體系，任何理智的人都會傾向于選擇成本較小的手段。只有日常的手段失靈時，極端的表達方式才會成為選項。（肖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