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我都要路過一所小學；每次，我都會停留下來，透過欄桿，觀看校園里美麗的景色，還有那些天真活潑的孩子們。然而，我發現近來的一兩個星期，學校的操場上彩旗飄飄，鼓聲陣陣，孩子們來回走動，反復操練各種動作，而那時正是下午三四點鐘，陽光正炙熱。

下午三四點鐘，孩子們本該在課堂上接受教育，卻被曝曬在烈日底下，汗流浹背地排練，肯定是皮褲套棉褲——必定有緣故。經過了解，原來是孩子們都在為“六一”兒童節的演出做準備。而學校之所以如此重視，是因為當天上級領導、其他學校代表和學生家長都會出席這次活動。

美國社會學家戈夫曼認為，社會就是一個舞臺，而舞臺分為前臺和后臺。領導們和觀眾們所看到的，都是“前臺”——孩子們的表演有條不紊、精彩紛呈；而后臺的艱辛與汗水、痛苦與委屈，只有“表演者”自己知道。

孩子們本應是“六一”兒童節的主體，卻嬗變為客體，成為供他人“欣賞”的演員；本應該快快樂樂的兒童節，卻令孩子們疲憊不堪，這樣的兒童節是否已經偏離了它的本義？全國還有多少為兒童節的精彩演出而辛苦付出的孩子們？

1949年11月，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莫斯科舉行理事會議。為了保障世界各國兒童的生存權、保健權和受教育權，為了改善兒童的生活，會議決定以每年的6月1日為國際兒童節。 可見，兒童節設立的初衷，在于保護兒童的合法權益，促進兒童的健康成長。

的確，近年來，兒童權益保護在日益完善，但離“完善”還有一定的距離。在西部的落后山區，還有一些孩子吃不上午飯，生活窘困；在全國的大中城市，還有一些被誘騙拐賣的流浪兒童在街上行乞，飽受欺辱；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也還有一些“留守兒童”缺乏家庭的關懷和正規的教育，備嘗艱辛。而東莞母親韓群鳳溺死腦癱雙胞胎兒子后自殺未遂的案件，也暴露出兒童社會保障制度的滯后性。慶祝“六一”兒童節本無可非議，但如果忽視這些兒童權益問題而陷入盲目的節日狂歡之中，這樣慶祝節日與周末逛公園又有何區別呢？

“六一”兒童節不應該迷失在節日狂歡之中，而應成為制度“補血”的契機。畢竟，常態化的維權機制殘缺，就會增添“民生多艱”式的悲愴。只有制度趨善了，合法權益保證了，兒童的笑容才能像廣告里說的那樣——“大寶，天天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