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溫家寶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加大財政教育投入工作和促進物流業健康發展工作。會議要求拓寬財政性教育經費來源渠道，從土地出讓收益中按比例計提教育資金。（6月9日《京華時報》）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近年來，我國財政教育投入持續大幅增長，已成為公共財政第一大支出，但距離2012年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到4％的目標，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如何進一步為財政教育投入開源增支，成為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現實問題。

土地收益提教育資金，有望成為一針“強心劑”。“十一五”期間，我國共批準新增建設用地3300多萬畝，土地出讓收入高達7萬多億元。國有土地是屬于全體人民的，土地出讓收益應該投入到公共服務中去。按比例計提教育基金，有利于實現土地收益的全民普惠，確保完成4％的預定目標。

不過，教育資金并非一“提”就靈，能否按照比例不折不扣地執行，還需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根據財政部規定，土地出讓收入主要用于征地和拆遷補償、土地開發、補助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土地開發、城市建設、城鎮廉租住房保障以及耕地開發、土地整理、基本農田建設和保護等方面。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很多支出嚴重落實不到位。

2007年，財政部出臺規定，各地從土地出讓凈收益中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資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但國家審計署對19個省市2007年—2009年政府投資保障性住房審計調查結果顯示，北京、上海、重慶、成都等22個城市廉租住房保障資金計提不足，3年間共計少提取146.23億元。再比如，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八年提出，地方從土地出讓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農業，今年更是明確規定提取10%土地出讓收益建設農田水利，但安徽省財政廳一位官員向《經濟觀察報》坦言，“從實施結果看，沒有幾個地方足額提取，或者根本沒有提取。”

硬性提取比例成為橡皮泥，讓政策善意大打折扣。究其根源，一是土地出讓凈收益計算標準沒有明晰，給了地方政府做小分母的操作空間。2007年西安市成交地價近93億元，上繳市財政土地出讓金純收益僅6.5億元，收益占土地出讓金的比例遠遠不到10%，而業內一般認為，除去征地、拆遷、補償、稅費等成本，土地出讓的凈收益應在40%以上。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曾調查發現，有的地方將沿途的開發全算進成本，使得土地出讓凈收益接近于零，甚至負數。二是土地出讓收益不公開不透明。與土地出讓金總額尚有據可查相比，各地土地出讓凈收益大多并未對公眾發布過，云遮霧罩，曖昧不明，嚴重削弱了上級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

由于土地出讓金全額納入地方基金預算管理，儼然成為地方的“第二財政”，部分城市不愿將足額的土地凈收入裝進專項資金的“口袋”中，而更愿當作手中的“私房錢”，花起來隨心所欲。要想避免“土地收益提教育資金”重蹈覆轍，就必須從機制入手，遏制地方政府陽奉陰違的利益沖動。首先，厘清土地出讓收益計算標準，對成本范圍進行統一界定，避免有些地方隨意做大成本，影響提取額度；其次，推動土地出讓收益支出成為明白賬，用了多少、用在什么地方及時對外公開，讓這筆錢在陽光下運行；此外，實施問責制，將教育等專項資金提取列入政績考核，對未達標的地方領導予以責任追究。倘若以教育資金提取為契機，推動土地出讓收益的規范運作，則意義遠超出加快教育發展本身，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