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不能把此次馬云之過，簡單歸咎于個人品性。考其人生軌跡，馬云屬于信譽良好的企業家，而此次在“支付寶事件”中跌破底線，直接外因正在于央行第三方支付政策的遲疑、含混與欠開放。央行從2005年即就第三方支付政策出臺文件征求意見，直至2010年6月方始有正式辦法出臺，且稱在外資企業準入問題上“另行規定，由國務院批準”。其實，中國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第三方支付服務上打開對外開放之門，欲開還閉的“內外有別”政策既繁瑣又沒有必要。馬云出“支付寶轉讓”之下策，正與政策推力有關，使人不能不深以為憾。（參見本刊5月16日報道“支付寶3.3億轉手”及6月6日報道“支付寶轉移真相”）

進一步說，契約自我執行有賴于完善的制度安排。中國悠久的商業傳統不幸被計劃經濟中斷，建設市場經濟時日尚短，相關制度安排任重而道遠。在契約遭到違反時，必須有外部的調停者、仲裁者直至司法強制力來支持。這正顯示出法治對于市場經濟的基礎作用。如果今后軟銀或雅虎對馬云提起訴訟，中國司法當局的公正性將面臨考驗。

在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里，公平的阿里巴巴把所獲財寶的半數分給莫吉娜，以酬謝她幫助自己戰勝強盜。我們盼望中國公司的財富故事如同傳說中一樣美好，其前提是全社會對契約精神的崇尚和對誠信原則的恪守，建成“好的市場經濟”。這關乎中國商業社會的未來。（摘自新世紀周刊財新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