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老齡委開出的藥方就更加可疑。人口變遷有它自身的規律，對于一個人口大國來說有巨大的慣性，不是政府要求每對夫妻生兩個孩子就能實現每對夫妻兩個孩子的。1980年實施獨生子女政策后的9年內，政策生育率比現在高不了多少，即使不考慮有幾年時間城鄉一律一胎，并且把全國都看成農村，也只有1.5的政策生育率。但是中國大陸整個80年代的總和生育率仍然接近2.4，跟1976－1979年幾乎沒有區別。用梁中堂教授的話說，人家婦女想生，你今年給她墮胎她明年再懷，你明年給她墮胎她后年再懷，孩子還是生得一樣多，無非讓她多遭了兩次罪，除非你墮得她終身不育或者同時給她做絕育手術。

這當然不是說政策完全不起作用，因為80年代處于生育高峰期的婦女在育齡婦女中占比很高。但是加快生育率下降速度尚且如此之難，逆轉生育率下降趨勢更談何容易？強制少生的作用都不過如此，“放開二胎”、“恢復生育自由”甚至“鼓勵生育”對于提高生育率的作用更不可高估。事實上現今低生育率國家或地區如日本、韓國、臺灣、香港及許多歐洲國家都在為“鼓勵生育”不見效果而頭痛不已。

我國未來鼓勵生育的艱巨程度，還要遠遠超過那些現在鼓勵生育的低生育率國家。其實在德國這樣的歐洲低生育率國家，大部分有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生兩三個孩子，生育率低是因為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根本不能或不愿生孩子。在日本、韓國、俄羅斯這樣的超低生育率國家，大部分有孩子的家庭也仍然在生兩個孩子。但是我國城市卻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內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絕大部分人只有一個孩子。長期的少子化產生了一種中國城市獨特的養育模式，就是孩子絲毫不能離開成人的視線，孩子在吃、穿、玩上極盡浪費之能事，父母為了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而從幼兒園開始就讓孩子晚上、周末去上各種昂貴而低效的鋼琴班、圍棋班、舞蹈班、外語班。這意味著一個孩子要占用一個成人勞動力。由于獨生子女家庭相對于多子女家庭成了主流和標準，以至于多子女的媽媽們也都向獨生子女媽媽學習，養兩個孩子變成了養兩個“獨生子女”，不只是在經濟上使家庭不堪重負，甚至讓爸爸無法正常工作！雇保姆？保姆的工資已經高得讓絕大部分工薪家庭難以承受，而且隨著用工荒加劇還會繼續上漲，你雇得起嗎？請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帶兩個孩子，在小城市行得通，在大城市你買得起那么大的房嗎？

有人總是說農民的生育意愿強勁，農民的房子大。可是今天的中國大陸總人口城市化的程度雖然比臺、港地區及日、韓等國家低得多，但育齡人口城市化的程度卻低不了多少！這些身在城市打工的育齡農民往往是城市中家庭收入最低的，他們一般連小城市的房都買不起，又不像土生土長的城市年輕人那樣可以住在父母家里，要過家庭生活就必須租房子。他們一面給自己交著養老保險，一面還要給自己在農村的沒有退休金的父母以養老補貼。在這樣的經濟重壓下，他們有多大比例可能生兩三個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