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浪潮帶來了東南沿海的繁榮，人口大遷徙也把城鄉二元結構變得更加擴大和復雜。一些小鎮變成中等發達城市，鄉村變成城鎮，但城鄉二元結構并沒有隨著城市化而消失，那套老管理體制的一些弊端進一步突出了，在個別地方，甚至形成了外來人口與當地戶籍人口福利差距越壘越高的“社會堰塞湖”。

廣州增城事件等近年一些大大小小的群體事件，在不同程度上有當地和外來人口利益沖突的影子。個別針對外來人口的管理摩擦，引起不直接相關的其他外來人口圍觀參與并泄憤。這在東南沿海發達城鎮日漸成為突出的群體事件新類型。

必須指出，東南沿海小城鎮的崛起，當初都具有自發性，最早的支柱產業都是勞動密集型的，當時的地方領導不可能有對今天社會矛盾的預見。中國一些“第一村”大多是二元人口結構的典型，它們對外炫耀的社會福利，基本都是針對本村戶籍人口的，一個人把戶口要遷進這樣的“村莊”，大概比遷進北京、上海還要難。

在廣東一些城鎮化的鄉村里，所有戶籍人口都有分紅，人頭一年分十幾萬元并不稀奇，分幾十萬的也有。此外，沿海城鎮的戶籍人口很多都有財產型收入，如出租物業。他們的就業更容易，有的自己當老板，有的就職于親朋企業的管理崗位。大量城鎮出現當地和外來人口的倒掛，個別城鎮的外來人口數倍甚至十數倍于當地戶籍人口。經濟分化與戶籍分化幾乎成為對等關系。

《瞭望》新聞周刊提出，這不是簡單地用一句“加強外來人口管理”可以對付的，在很多地方讓外來人口“融入”當地已成為偽命題，因為外來人口已經在那里成為主體。這種判斷具有相當的客觀性。

這樣的二元結構已經成為東南沿海一些地方的“定時炸彈”，成為中國社會當前追求公平浪潮最先遭遇的突出圍堰。它具有極強的基層性、日常性，利益的兩端都是普通群眾，一旦調整該二元結構，帶來的利益損益都是真金白銀，改革的難度比在大城市里弱化戶口的“特權”還要艱難得多。

然而不調整肯定不行，一方面外來人口的權益意識已經覺醒，互聯網在不斷強化他們爭取自己利益念頭。另一方面，這本身就是中國社會民主化和公平化最終無法回避的利益調整，中國的南方城鎮不可能成為卡塔爾或者科威特那樣的畸形社會：石油財富造成外來人口高于當地人口，整個社會被分成“公民”和“外國務工者”兩個群體。

一下子打破沿海城鎮二元結構的壁壘是危險的，但逐漸拆除這個壁壘是必須的，實際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逐漸降低戶口的實際“含金量”。這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但沒有開始，沒有明確的方向，就不會有終點的到達。大城市的戶籍居民已經接受了原有的福利被稀釋，只要做好工作，沿海城鎮的戶籍居民也未必就會拒絕接受這個過程。事實上，長三角地區已經有一些城鎮在嘗試推進，提出“新義烏人”等，這是值得鼓勵的開始。

這顯然是有一定社會風險的調整，但不做調整，未來的社會風險只會更大。我們認為東南沿海外來人口集中地的當地政府應對此有緊迫感，抓緊試點，形成政策。不應怕調整的過程“出事”。不出事的中國根本就不存在。重要的是，“出事”的方向是主動建立一個與國家改革方向相一致的社會新管理形態，而非原地打轉的一次次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