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央行金融年會上曾傳來一些數據，稱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逾萬名貪官攜款上千億美元外逃，爾后中紀委新聞發言人稱此數據“說法失實”。但貪官攜款外逃的現象，倒是不可否認。中紀委官員近日又稱，中國將大力開展針對腐敗分子的境外追逃和追贓工作。

貪官外逃，歷來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鮮有發達國家的貪官外逃的案例。道理很簡單，發展中國家廉潔度低，容易產生貪官，而且發現之時，往往已經貪到不能不跑的地步，如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及其“蝴蝶夫人”；而發達國家，經多年有效治理的積累，社會廉潔度比較高，而且往往在一開始小貪時就得到制度性的制止，如英國下院議員報銷生活費案，有的“犯案議員”案值才幾英鎊。

現階段看，要求中國馬上建立起與發達國家一樣的廉政社會，還不現實。但是，我們不可能先等國內廉潔反腐制度成熟后，才去對付外逃貪官，“追逃追贓”更有緊迫性。對此，我們不妨多研究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成敗經驗。

中國貪官多逃往美加兩地，有時追逃工作受阻，原因多歸咎于雙方沒有引渡條約。但引渡條約不是萬能的，泰國就與加拿大簽有雙邊引渡條約，但并不是所有逃到加拿大的貪官都能順利地引渡回來受審。如泰國金融高官拉克什·薩克森納，被控侵吞曼谷商業銀行8800萬美元，1997年逃到加拿大，其引渡就遇到重重阻力。這提醒人們，不要以為簽下引渡條約就萬事大吉了，一些國家總可以在其他領域找到“合理理由”不予配合。

那泰國的成功經驗又在哪里？泰國警方曾奉國際刑警之紅色通緝令，抓獲了全球軍火大王布特，美國急于引渡布特，泰國就與其講條件，動用外交手段。幾番交易后，布特引渡給了美國，而泰國也得到了想得到的好處。這說明，光能“引渡”還不夠，必要時要敢于動用外交、經濟等制裁手段，逼對方妥協。

另一個問題是，建立有缺席審判制度的國家，往往在追逃追贓方面占有主動。如缺席審判了外逃的貪官，國內法庭判決一旦生效，就可到相關國家請求司法協助，扣押和凍結貪官轉移到海外的財產，即便抓不回人，也可以把贓款追回一些。中國目前尚未建立針對腐敗犯罪的缺席審判制，一旦人跑了，司法程序也就無法啟動，光是跑到別國說那是貪官，那是贓款，別人很難相信，而為了讓對方相信，還得把證據不斷送到對方手中，一來一回，成本巨大，耗時耗力。筆者在此呼吁，不妨建立針對腐敗犯罪的缺席審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