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業標準之爭沸沸揚揚，批評者稱：這是全球最差標準，是為保護大型生產廠商而罔顧消費者利益。支持者稱：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合理折中。孰是孰非？

筆者認為，奶業標準之爭當中，重要的不是標準，而是消費者權利。

食品的底線是不危害健康，只要滿足這個底線，提供何種程度質量的產品只是企業自身的商業行為，規范的市場自然會對企業優勝劣汰。代表著政府的奶業協會只要能守好最低標準，其余的事情就可以放手讓健全的市場來完成。指望通過制定高標準來到達高質量，實際上是一種計劃經濟思維。如果有人質疑健全的市場可望而不可即，那么可望而不可即的行業標準又有什么意義呢？

更重要的是，高標準的前提是完善的消費者權利。在缺乏相應監管和消費者權利保護的環境下，制定一個無操作性的、奶農和企業都達不到的標準，只是自欺欺人。三聚氰胺正是這種情況，企業自欺，然后再用這個標準（蛋白質標準，也即氮標準）去欺人，去欺騙消費者，還打著國家免檢的旗號。之前對較高的奶源標準，企業甚至都未能守住底線，氮達標反而是奶農添加三聚氰胺的直接動因！

制定高標準實際上是一種限質行為，我們知道政府限價會導致黑市盛行，同樣，政府的限質，如果沒有信息透明、消費者權利保護良好的市場，就會滋生企業的欺騙行為。所以，標準的制定只要能滿足較低限度的品質要求即可，起碼，這能減少企業造假的動機。

奶制品行業的大企業要推動降低生奶標準，動機是出于拖拽效應之下的成本壓力。支持者已經道出了原因：主要是因為小農分散的奶源在現有價格下很難達到高標準。而反對這個標準者也從另一個角度支持了這一觀點，反對者聲稱，國外奶粉標準高，但其價格中國消費者接受不了。隨著近年來奶業被高度關注，通過作假降低成本變得不太可能，但中國消費者能接受的價格所產生的成本壓力仍然存在，企業自然會企圖壓低標準，制造出合法的降低成本的空間。

如果不帶感情色彩地去觀察這一現象，我們不難發現其中蘊含的積極意義，那就是中國奶業企業已經打算去遵守標準而不是暗地違規操作，所以他們去修正他們知道自己無法達到的標準，把桌面下的違規變成信息透明的折中。標準出來之后，雖然蛋白質含量降低了，但這也許意味著企業不再容忍用添加三聚氰胺的方式來作假；菌落數增加了，但由于我國普遍采用高溫消毒的工藝，對健康也無影響。

那么，較低生奶標準的出臺，是否意味著消費者就無法得到高品質的牛奶了呢？并非如此，我們還有市場這個力量巨大的無形之手。

企業尋求更低的行業標準，實質上是一種劣幣淘汰良幣的逆競爭行為。導致逆競爭的關鍵在于市場信息的不透明，正是由于市場信息不透明，消費者信息的不完全，給了企業兩頭操作的空間：一方面壓低奶源標準以節約成本，另一方面卻能宣傳自己的奶源優秀——打開電視機，宣稱奶源出自優質天然牧場的奶制品廣告不勝枚舉。

假想一下，如果規定必須在奶制品上標注采用何種標準奶源，那么制定什么樣的生奶標準就不再是重要問題，市場自然會引導企業，企業自然知道該在什么價格下提供什么樣的產品。再假設一下，企業間激烈競爭導致的相互批評，公開了一些行業內幕；或者假設，有消費者因為質疑電視中天然優質牧場的廣告而和企業對簿公堂。這些舉動都能帶來市場信息的透明，但這需要消費者權利的充分張揚，需要健全的權利保護機制，包括訴訟、集體訴訟、自由言論等。

說到底，公民權利才能造就良好市場，而被閹割權利的市場個體是無法賦予市場這只無形之手以巨大力量的。多年以前的王海，正是以個體權利訴求的方式來起到維護市場的作用的，“知假買假”可以說是消費者群體維護自身權益的極端案例。但是，有關方面通過對法律的解釋，讓王海被排除在消費者之外，“王海”消失了。

我們應該放棄食品安全問題上的計劃經濟思維，放棄“刁民”觀念，充分保障市場經濟最基礎的個體的權利，讓他們對自身權益的伸張凝聚成強大的市場之手，有機會充分參與產品質量的提高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