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被披露出來的 “被精神病”案例，作惡者犯罪成本低、脫罪可能大。就目前看到的條文來說，對醫院與醫生的懲罰倒是足夠了，對于那些始作俑者，懲罰的力度還是有些小。

無可否認的是，我們如今生活在一個“被”時代，無論是被增長還是被幸福，都是在我們自己無法做主、無力理論的狀態下，成為了這個幸福社會的一分子。其中，“被精神病”可能是最無奈的一種，因為精神病這事兒就像喝酒，您越是說自己沒醉，別人也就越不相信。您不信就去大街上高叫一聲 “我沒病”試試。

“被精神病”這件事在目前來說，最大的作用是成為一種構陷的工具。您看，是不是精神病，不是本人說了算，而是要靠其他人判斷。這東西又不像是酒駕，還能有個固定的標準，而且據說現代人的心理多少都有些問題，醫生只要找到合適的理由，精神病這種病您就躲不開。如您所知，這兩年當中“被精神病”的人并不少見，有企業老板、有上訪人士，最近一起很著名的“被精神病”事件，其主人公就是因為上訪而變成精神病的，居然這幾天還查出了晚期梅毒，他得梅毒的時間，大概就是精神病院“療養”的時候。精神病院里還有這種病傳播，真是令人驚訝不已。

有鑒于此，一向處于改革前沿的深圳擬出臺《特區心理衛生條例（草案）》，將立法嚴防“被精神病”。草案規定精神疾病診斷申請只有“患者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可以提出，患者本人對住院觀察有異議可申請專家復核，醫生誤診將負刑責，對流浪乞討人員中疑似精神病患者送醫須確診。按照這個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與心理衛生醫療機構串通，將無精神疾病人員送院診治，并導致人身、財產損失等嚴重后果，要負刑責。

這個規定最大的進步意義有兩點。其一，是把精神病的診斷申請的范圍進一步縮小，使得公權力的手很難再利用精神病來對付自己不喜歡的人。我們都記得有位北大的教授說過上訪者99％都有精神病，如果這個申請權一直由公權力掌握，他們就大可把盡量多的人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而如果只有患者本人與監護人才能提出診斷申請，就等于斷了公權構陷這條路。

另外一點則是讓利用診斷之機把別人弄成精神病的人付出代價，也就是提高了他們的違法成本。到今天為止，無數被披露出來的“被精神病”案例，作惡者往往不能得到應有的懲罰，犯罪成本低、脫罪可能大，自然也起不到讓這些人有所顧忌的效果。但這個規定似乎還有不足，就目前看到的條文來說，對醫院與醫生的懲罰倒是足夠了，對于那些始作俑者，懲罰的力度還是有些小，這可能是相關法規不配套的緣故。

深圳的這種 “被精神病”立法是有推廣意義的，這幾年來，越來越多的機構看好精神病院的作用，把這個作為非法拘禁的替代產品，尤其是用在各種維權、上訪人群中，使得他們更加不受法律的保護。畢竟法律還能有章可循，抓捕某些人你還要讓他有個律師，精神病則全都不需要，醫生的一紙診斷即可。最大限度地游離于法律框架之外，是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呈現的特征。

中國的法制建設當中有不少積弊，這些積弊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游離在正常的法律程序之外，利用超越法律的手段來維護特權的利益。為禍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因為孫志剛案而被改變，上訪制度因為其他配套的法律法規不完善、執法不規范，到現在為止還看不到廢止的跡象。 “被精神病”的立法這次能夠在深圳有破冰的舉動，算是向這個這兩年興起的法制毒瘤開了第一刀，效果如何我們目前當然還不知道。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社會大眾對于這些法制建設積弊的容忍度越來越低，對它們集體開刀的時候應該是不遠了。

（作者為資深評論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