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去年惹起風波的所謂 “狀元數據”，清華、北大相關招生負責人皆向媒體表示，今年兩校將不再發布任何“狀元數據”，并倡導各高校誠信招生、良性競爭。

不清楚兩校招生負責人的表態是否代表學校的意見，也不知道這種意見是否是對此前教育部要求的回應——教育部新聞發言人表示，要求各地教育部門不要對高考考生成績進行排名，不要公布高考 “狀元”，也真誠地希望大家不要炒作高考“狀元”——但實際上，早在2004年，教育部就已明確提出叫停“炒狀元”。當年教育部的要求并未得到多少響應，因而今年提出的“新要求”，能否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還需要觀察。

各地教育部門和大學對高考“狀元”的糾結心態，讓我想到最近北大傳出的另一條新聞：日前，北大校長周其鳳在北京大學企業家俱樂部成立儀式上說，北大校友中的億萬富豪數量，已經連續三年居內地高校首位。把“狀元”和“富豪”聯系在一起，呈現出我國教育觀和人才觀的現狀，這就是基礎教育以分數論英雄，高等教育以財富論英雄。

其實，站在教育角度，作為一次考試的最高分獲得者，“狀元”該不該炒，以及大學該不該以富豪為榮，并不是一個需要太多討論的話題。對于“狀元”，在美國的大學錄取體系中，SAT成績只占25％的權重，滿分不被大學錄取，是十分正常的事。對于“富豪”，大學培養的學生能成為“富豪”，當然可以從一個角度反映出這所大學的辦學質量，但是，如果大學把這作為大學最高的榮光，就偏離了大學使命和大學精神。

但是，教育部門和大學，卻還是在“狀元”和“富豪”面前情不自禁。有地方政府對狀元開出50萬元的巨獎，把當地出一個狀元作為最大的基礎教育辦學政績；有高校也許諾對狀元獎勵十數萬，把招收到狀元作為當年招生最大的“成果”。而對于校友，大學在畢業生離校的若干年里，不聞不問，而校友成了富豪之后，馬上邀為座上賓，以此裝點學校的門面，作為學校吸引“狀元”報考的砝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