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一個10個月大的女嬰，保姆卻在將其摔打完后強迫其做出啃自己腳趾頭等讓人發指的行徑。雇主將這一視頻發到網上，引來網友對保姆的一片職責。雇主面對如此無良保姆，更苦于社會只有譴責權利，而沒有懲罰手段。（6月29日，人民網）

中介機構一邊面對雇主對無良保姆的譴責，一邊卻依舊為其介紹工作。中介費似乎可以消弭掉保姆身上“有良”與“無良”的界限，沒有道德考核標準的中介機構向錢看自然成了最起碼的道德底線。如果依賴保姆和中介機構進行的自我反省，那么以更多的無辜女嬰被虐換來的未來保姆行業準入門檻的提高，這樣的代價未免太高。道德，為什么不能上被告席？

在我們的傳統思維中，道德作為社會意識的范疇，作為基本的行為規范，缺乏法律強制力。沒有具體的法律制裁措施，只能從道德上譴責，這也正是雇主的困擾之一。普世價值及其道德為立法確立了價值坐標，為立法指明了方向。當自身行為觸犯他人利益時，必然已經轉入法律范疇，然而法律空白讓我們如何做？

雇主的疑惑可能更多的來自于道德譴責的無力感。為什么明知保姆工作不負責，社會卻依然任其繼續恣意行事？真相對當事人的行徑為什么沒有絲毫遏制作用？是個人力量太卑微，還是懲戒途徑太崎嶇？

而行業發展不規范應該是雇主無力感的根源。許多保姆從業者以其巨大的流動性使得行業管理困難，加之許多中介機構等為了自身利益為其大開便利之門，才會使得保姆對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有恃無恐。道德與法律的懲戒脫軌，后果將是極其難堪的。尤其當保姆護理工作嚴重失職，已經不能單純從道德層面譴責的時候，在加速立法過程中，不如我們也為道德列一張被告席，來警示那些背離社會普世價值的行徑，讓民眾的“社會心”站在審判臺上，對無良保姆做一次道德審判。